[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8)03-0187-12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朱光潜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经历了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民国时期他已是全国知名的美学家。他吸收融合克罗齐的非理性主义的“直觉说”和19世纪心理学美学，创立了自己的审美表现论和艺术表现论，卓然成家，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他致力于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普及活动，写出了文字优美、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的普及性美学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反复批判，身心承受了极大压力。在这种境遇之下，他虚心接受批评，从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生产劳动理论来解释审美和艺术的本质，成为中国实践论美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以60岁高龄从零开始学习俄语，并根据俄文本重新翻译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根据他对马克思这些文本的理解写下了几万字的学术论文。改革开放以后，他以80岁的耄耋之年开始翻译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近50万字的译稿全凭手写。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辈铭记和学习。 朱光潜对中国现代性审美启蒙的贡献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吸收现代西方美学家克罗齐等人的学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化、体系化的超功利美学体系，成为中国现代超功利主义美学体系的创立者；其二是他在审美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笔法把在常人看来艰深难学的美学知识变得亲切可感，先后写出了《论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作品，这些作品深入浅出、文笔优美，如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在普及审美知识、构建20世纪前期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普及推广作用。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20世纪下半叶，朱光潜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的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唯一的美学理论资源的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立场出发对美学和艺术所作出的阐释。这些理解和阐释虽然有着明显的片面性，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自有其历史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亦有帮助。 一、区分物与物的形象，即美与美的条件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朱光潜在美学争论中所持的是主客观统一的观点。他批判了自己早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吸收批判者的观点，但坚持美感的主观性，坚持民族、时代、阶级、文化修养等因素对于美的影响。为了摆脱唯心论的影响，他区分了物本身与物在审美者心中所产生的形象，称之为“物甲”“物乙”。他说： 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知识形式。在这个反映的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但是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了认识的对象，就其为对象来说，它也可以叫做“物”，不过这个“物”(姑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简称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美学所研究的也只是这个社会的物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性质和价值，发生什么作用；至于自然物(社会现象在未成为艺术形象时，也可以看作自然物)则是科学的对象。[1] 他举例说，比如“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这两个判断。前一判断是科学，后一判断是美学。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不太能影响一人对于“花是红的”认识，却很能影响对“花是美的”认识。换言之，“花是红的”，这是一个纯客观的判断，而“花是美的”这一判断就是花的客观因素与人的主观因素相统一的结果。这样，一方面避免了过去的唯心主义主观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审美对象本身不同于科学认识对象的特点。这是朱光潜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所谓“物的形象”或“物乙”正是审美对象在人的意识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意识现象，中国古人称为“意象”。关于意象，古人也有不少论述。它是作为审美主体的神思、妙悟与客观对象在审美过程的一刹那相结合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如“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澄怀味象”等等。朱光潜试图把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创造性地转换、改造为现代美学理论，并揉合进西方文艺理论的精神，这种意图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从个体欣赏即具体的审美过程和角度来说，所谓“物的形象”或“物乙”说应该是说得通的、有道理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层次的区分，“物的形象”或“物乙”只是在具体的个体审美欣赏过程中才成立，当朱光潜谈论“美的本质”“美是什么”时，他是从哲学上探讨美作为人类所创造的价值的规定性。而当从哲学层面上谈论美的本质时，其活动主体便不能是单独的个别的人。“美的本质”的隐含主体是人类，而非个体；所谓从实践观点看美，其“实践”所指的应该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抽象，而非单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活动。这一点在朱光潜20世纪50年代的论战中和后来80年代的一些文章中，常常没能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