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经朱熹整理注释后，成为《四书》中最为深奥的经典。它生成于西汉年间，并非偶然，鲁迅先生在1925年写的《看镜有感》中曾慨叹，遥想汉人多少闳放[1](P197)。《中庸》一书即表现出西汉时期的闳放气概：“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不仅是儒家的心性之学的要籍，而且对于中国美学影响至大，初步奠定了中国审美的范式。这些范式，对于我们了解中华美学的特征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君子人格与审美涵育 关注君子人格的培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而这种培养，依赖于礼乐教化体系的涵育，经过不断阐发，转化于相关的审美范式之中，孔子的“六艺之教”，秉承夏商周三代文明传统，对于这种人格培养范式作了总结，成为儒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中感叹：“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赞叹孔子继承了周代礼乐文明传统，以布衣身份制订六艺，传习后代，学者宗之，后代帝王至平民，言六艺者以孔子为宗，也可以说孔子奠定了六艺之教的范式。审美范式与审美范畴不同，范畴是指人们认识事物的网结，审美范畴乃是对于审美活动与文艺批评的概括与总结，具有个体性、针对性的特点，而范式则是一种更为普遍性的模式，中国美学的一些范畴，如中和、格调、法度、温柔敦厚等具有范式的意义。儒家强调法度与中庸之美，他们将这些概念、范畴上升至范式的层面，对于中国美学的原则与理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些范式，往往生成于哲学思维与伦理道德，贯彻至文艺批评之中，这一特点，在《文心雕龙》中尤为明显。这种范式形成后，通过艺术与审美对于人格精神、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主体因素进行熏陶与提升。中国古代十分注重这种范式的探讨与设计，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亦即这种范式在人的不同成长阶段所运用的。儒家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即是对于这种人格教育范式的记录与阐发。而《中庸》作为《礼记》中的重要篇章，涉及心性本体与审美教育的联系，至为精妙与重要。中庸，亦即中用，庸古同用。一般说来，指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儒家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论语·雍也》记载孔子之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因此，《中庸》之道对于中国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它与中国美学范式的关系，迄今尚未获得深入讨论，这是甚为遗憾的。 《中庸》之道的形成，与西汉时代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这篇作品呈现出秦汉以来人们思想视野的开阔与胸襟的开放。《中庸》指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段话证明了《中庸》这篇经典产生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秦汉社会时期。东汉史学家与文学家班固在《两赋序》中指出：“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这些论述，都证明了西汉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兴废继绝，礼乐并举，成为时代需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父亲司马谈在死前留言：“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西汉初年的兴废继绝，不仅是统治者的意愿，也是文士们的自觉意识。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的诞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同的是，司马相如、枚乘等人通过润色鸿业来实现，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通过修史来达到，而《大学》《中庸》的作者则致力于构建哲学思想。其动机缘于忧患意识。《中庸》开始表现出一种焦虑的心情：“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这里反复引述孔子“道之不行”的话，见之于《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死之前的悲叹：“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博。”司马迁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之所以哀叹吾道不行，在《中庸》作者看来，主要是哀叹中庸之道的废弃，老百姓缺乏已久，常人不能坚守，小人则肆无忌惮。世上的一切坏事与麻烦，在《中庸》作者看来，都是中庸之道的毁坏所形成的。朱熹《中庸序》对此解释：“《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在朱熹看来，《中庸》乃是子思等人忧道学失传而作，而所谓道学的精髓乃是“允执厥中”。这也可以视为南宋理学家对于《中庸》成因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