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品味便成为时代的核心，不再是生产，而是建立在品味认同基础上的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审美资本主义必然将整个世界拉进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关于品味的竞争中，这种竞争又必然围绕一个可见的、公开的表象领域展开。 一、品味、经济与寻求他者认同的欲望 审美的概念，艺术的意义从现代性的层面而言一直意味着与资本的对立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它们意味着在一个世俗化、功利主义的社会中实施批判、超越和救赎的可能，意味着审美现代性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市侩的现代性的对抗。但阿苏利的研究却提出了另一种理解审美领域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视角，在他看来，审美对资本而言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时具有激发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审美乃是资本主义得以长盛不衰的秘密，是资本主义得以克服种种危机而达到无限制发展的驱动力。而且，在阿苏利看来，审美和想象的因素在今天已然内化为消费行为的核心，我们消费一件物品首先并不在于消耗掉其物质性构成，而在于这一消费行为所指向的物质之外的观念、意义等想象性的成分。正是这种对物质之外的想象性观念的介入，使消费指向了情感和审美空间的创造。或者说，审美的属性已经不再是商品的某种附加和点缀，而是商品的内核。如此一来，商品消费就不再是物质性的，而是审美性的、符号性的。 这种观点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罗兰·巴特对时装的符号学分析，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以及拟象理论，乃至后来影响深远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论述，等等，都试图揭示资本如何在符号化、审美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笼罩一切的无意识的催眠力量。审美化的实质不过在于一切行为都商品化并且意识形态化了。消费一种商品不过是在一种虚假的想象中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而已。但对于阿苏利而言，资本主义的审美化并不意味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丧失，公众对商品的选择包含着对自我风格和品味的彰显，是一种想象性的、主动的实践行为。按照另一位学者彼得·墨菲的看法：“当某物被出售时，被出售的不仅仅是这个东西本身——一件产品或商品，购买它还意味着加入到物品拥有者的想象性集体中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天才体现在廉价地、大量地供应各种东西、物品或商品来引发许许多多人的共鸣。”①也就是说，商品消费的领域是一个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创建的领域，是一个集体的表意实践的领域，它同时也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共通感的领域。 从文艺复兴开始，贵族阶层“品味”就体现了这样一种通过自我展示以获得他者认同的努力，“他们力图通过品味来使自己在宫廷中引人注目，获取某些同僚的认可，并从那些人身上获得利益，以达到占据优越社会地位的目的”。②它体现在对“优雅”的追求，从而发展出一种与隐藏起来的私密性格相区别的在公共场合展示出来的社交人格。这种对自我风格的塑造逾越了既有的习俗常规，体现了对礼仪常规既认可又反对的关系。到后来资产阶级兴起后，不再是贵族的品味，而是更广大的“公众”的品味成为审美评判的新的标准。“公众”评价的介入进一步消解了既有的审美成规，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活力。在本质上，“品味是一种反常”。③它是打破旧有规范确立新的规则的过程，“新的规则既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又要求大多数人对它进行赞许”。④阿苏利所谓的这种树立新的规则的气魄和能力不禁让人想到康德关于天才乃是规范确立者的见解。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价值观。因此，品味的内核乃是寻求他者认同的欲望。而且，在阿苏利看来，这种欲望的机制乃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正是这种对虚荣和审美的追求驱动了资本主义从着眼于生产逐渐转移到着眼于消费。着眼于消费就是着眼于无数可能的公众的嗜好和意图，要满足各种潜在的可能的欲望就不得不将产品的物的属性美学化；只有美学化、符号化的对象才构成属人的欲望的对象，也才能够不断维持和更新。“审美规则放宽了经济规束，由此导致消费的多样化。为了树立一种更放纵的消费体制，必须创造能够使消费合理化的理由，这种理由不仅能够容忍消费，还要能够引起和鼓励消费。原则上，这原本是生产者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也从更保守的行动流向了艺术、文学和知识生产领域的作品。”⑤纯功能性的消费是私人化的，而审美却能够使得消费行为获得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达到一种超越个体层面的共通感。 品味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它试图将一个个人化的趣味普遍化，或者说试图将一种历史的、偶然的观念、价值予以普遍化的诉求。品味是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将消费行为与“品味”相联系无疑使得消费行为超越私人性、生理性而成为个人自我确证与群体想象的一种沟通途径。赋予消费行为一种审美想象不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加，它从根本上而言源自人对于自我的确证性，对自我尊严的需求。 如果没有人性深处的这种对他者认同的强烈渴望，没有对新奇感、创造性以及独立性与同情感的需求，那么审美资本主义的逻辑便不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内部有一种对无聊乏味的自我否定，而趣味的不断生成，想象力的不断更新持续为经济注入活力。这种活力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同时也是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那些传统的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概念已经慢慢地转移到整个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也越来越具有一种审美文化的属性。 一件商品的功用性价值是有限的，但其审美性、趣味性价值却包含着一种潜在的无限性，就像人的欲望本身的不确定和无限一样。在西方世界，商业和艺术在20世纪晚期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艺术的潜能和审美的潜能成为资本主义走出自身困境的永不枯竭的原动力。中国的国情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它的经济的发展却无法脱离整个全球化的审美资本主义趋势。在最近这些年，中国的情况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了经济发展中的审美因素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则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演艺节目、文化旅游、乡村游、生态游成为推动经济的强大抓手。与此同时，艺术作品也越来越凸显其投资属性和商品属性，不但传统的艺术作品在拍卖市场上不断创造价格的神话，而且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也不断突破上亿元的成交价格，不断刷新拍卖价格的纪录。这一切都似乎昭示了不是事物的功能和物质属性，而是其创意的、审美的、品味的属性在引领时代，创造价值。这一切现象都不只是中国内部的现象，而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旅游文化、视觉文化和资本流动的语境中进行理解。既然经济与文化、审美与资本共属一体，那么，在这样一种语境中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涉及一种文化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表征的问题。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议题的背后包含着的一个问题是：何种文化、何种品味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会占据主导地位，何种文化能够在审美消费中不断体现自己的创造的活力，能够赢得“公众”的认可，能够不断产生新的审美惊喜，产生心理上的移情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