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待传统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他接受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因此，青年毛泽东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31-2012)是美国公认的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迈斯纳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性质和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的著述《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77)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1982)《毛泽东：一个政治和知识的肖像》(2007)被视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他关于青年毛泽东是温和的反传统主义者的论断，今天仍给我们以启迪和反思。 一 两种反传统 在迈斯纳看来，毛泽东不是作为圣人出现在中国的圣人传统中的，相反，他是作为反传统者，作为新的社会理想的负载者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知，出现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反传统”或“反传统主义”，较早由美国学者周策纵于1959年提出，用以说明五四思潮的特征之一，后被许多人采用。周策纵所说的反传统只是有保留的反传统，并非“全盘反传统”。他认为，只有少数激进分子反对整个传统，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领袖只是反对传统中的某一部分，而采纳、提倡或尊重其中的另一部分①。迈斯纳分析五四“反传统”文化心理的结论与周策纵存在明显差异。在迈斯纳看来，五四运动是被浓缩为西化的十年，也是反传统的十年②。迈斯纳认为，全盘彻底的反传统是五四运动的主流。 在迈斯纳看来，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成为全盘反传统的主力军，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要求在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中国文化”③。迈斯纳认为，与戊戌知识分子相比，这群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意识更强烈，方式更激烈，其反传统思想集中体现在陈独秀主编的被视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新青年》中。迈斯纳指出，《新青年》传递出来的思想是：传统儒家价值观不仅有害于中国现代化，也在伦理上劣于西方价值观；中国旧传统的存在，不仅应为中国的困境负责，也对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有害。因此，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就是对旧传统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代之以充满活力的解放的西方民主与科学价值观。这是基于“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变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塑造着整整一代的中国学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信仰④。当论及东西方之间差异时，迈斯纳表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非常偏激，“陈独秀和他的追随者们公开宣布完全否定中国的礼教和文化传统，信奉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把它们作为新文化和建设的唯一有价值的基础”“在胡适的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低下和落后。然而，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否定，这种传统似乎与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与这种否定相联系，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根本上是腐败的，甚至是未开化的反映，大致就是如此。这种看法在鲁迅的著名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表现得特别明显”⑤。 与此同时，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年)一书中着重分析了李大钊和毛泽东的反传统文化心理。迈斯纳认为，在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上，尽管深受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但李大钊只是温和地有保留地反传统，“基本处于《新青年》派的异端之列”⑥。李大钊在《东西方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虽然做了与陈独秀相类似的分析，着重抨击了生活中的厌世主义、惰性、个人主义的缺乏、对女性的歧视、同情心的丧失、对神仙和独裁政府威力的过度强调，但他却由此得出了惊人的不同结论：尽管传统存在缺陷，它仍然具有普遍的号召力，而且西方文明的缺陷比起中国文明的不足来说毫不逊色，所以，对传统应当加以改良而不是摧毁，对中西方文化应采取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当然，迈斯纳也意识到，李大钊对传统某些方面的保护和接受并非源自理性的思考，往往是在西方人既是先生又是压迫者的历史情境中生发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多数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和毛泽东)一般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或者正在寻觅这种学识”⑦。 迈斯纳还从内外因两方面分析了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时代合理性。在他看来，从内因看，一方面，中国在其总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僵化传统的国家，由于中国人保守地附着于传统的儒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而在实际上对西方的反应无动于衷，因此，近代中国革命史是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并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另一方面，20世纪头20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象征儒家伦理秩序的清王朝，使传统价值观念失去了最后的合法性，加剧了知识分子反传统的势头。从外因看，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在造成中国各阶级前所未有的软弱性的同时，也为知识分子反对旧传统、旧制度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此外，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迈斯纳还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反传统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在近代，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威江河日下，资产阶级弱小，无产阶级更为弱小，农民阶级受剥削最重，有革命潜力却无任何发言权。在保守力量与革命力量角力共存的格局中，“作为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极大地表现了革命的潜力，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最为激进的冲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⑧。但与此同时，迈斯纳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反传统的局限性。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孤立无援，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缺乏按照现代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载体，他们心驰神往的西方资产阶级观念和政治制度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无法付诸实现。对中国文化道德弊端的过分关注，让他们似乎忘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坚信只有文化革命才能有些许希望去有效回应外国侵略，从内心抗拒积极的政治参与。因而，他们仅仅依靠文化革命的呐喊从根本上改变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