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2-0050-09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中央局、省、地、县及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深入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力倡在党内“发扬民主”,平等地讨论和协商问题,并提出今后“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①。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这次会议采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独特方式,充分发扬民主,总结了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系列共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次大会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胜利。”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前后对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论述,以及他所提倡的这种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也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众所周知,协商民主是指人民内部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并努力形成共识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能够把“民主”和“团结”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并具有相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比较优势”③。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被证明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而作为坚持集体领导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有一个“党内的协商民主机制”建设的问题④。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关于党的内部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虽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中来展开的⑤,但是,在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方面,他侧重论述的是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这一问题上,他强调得比较多的又是“讲话”“讨论”“批评”和“说理”。在这次讲话的六个部分中,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让人讲话”和“集体讨论”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因此,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毛泽东的论述已经越出民主集中制的传统问题域,触及到了党内协商民主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七千人大会实行党内协商民主的缘起 毛泽东之所以召开七千人大会,并一再强调这次会议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⑥,原因在于:首先,自“大跃进”以来,最大教训就是“缺乏民主”“不许人家讲话”。“大跃进”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没有站在广大群众和党员的立场上,甚至强迫命令,瞎指挥,导致“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⑦。弥漫在全国各个领域的浮夸风,看似是“敢想敢说敢干”精神的发扬,实则是投领导、上级之所好,而党员群众的老实话、真心话则无从表达。因此,总结过去几年的教训,很大程度上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尤其是党内民主发扬不够。 党的干部不让党员群众讲话,不仅在实践上危害极大,也完全不符合党的群众路线。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立场,并尖锐地指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⑧。在他看来,只有尊重广大党员和群众,允许他们讲话,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也才能避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增强政策科学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执政合法性的严肃问题。 其次,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在1956年针对文化学术领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政治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尤其是高岗问题被揭露后,党内出现了“谨小慎微,莫谈国事”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那种破坏性的国事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⑨。在他看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⑩。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继续鼓励大家直抒己见。尽管随后发生了“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波折,但毛泽东一直强调要以“民主的方法”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同意见。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11) 再次,采用党内民主协商的办法,比不采用这种办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党中央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民主协商有助于多方面吸取思想智慧,纠正社会主义探索中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不仅许多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12)。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因此,领导干部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尤其是遇到困难、犯了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多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13),而不能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困难重重。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为了广泛听取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不同意见。在毛泽东和当时的领导人看来,这些来自地方和基层的干部比中央机关干部更加了解实际情况,而且他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14),提供不同视域的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