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世界史论刍议

作 者:
吴强 

作者简介:
吴强,龙岩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院,福建 龙岩 364012 吴强(1985- ),男,江西婺源人,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苏区史、中共党史研究。

原文出处:
学术探索

内容提要:

作为一代历史伟人,虽未曾负笈留洋,但毛泽东早期就已对人类、国家、宇宙等世界史上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主动发表自身见解,而就当时的世界形势、国际时局、中外关系以及中国应如何自处等有关议题亦有极富创见性的思考。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论充满朝气,动能十足,强调变化,突出矛盾,重视斗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有着很强的入世性,不少观点还颇具前瞻性,不仅深刻影响了毛泽东日后对革命战争与国家建设的思考进路,而且也在亿万中国人的思维意识深处刻下烙印,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至今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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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8)05-0124-08

       毛泽东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萧延中教授言,“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就像一面多棱镜”。[1](P15)之所以会有“多棱镜”之感,既说明了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不凡魅力;同时,也是对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传统人物叙事之外,尚需主动“通过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以呈现毛泽东研究的多样化理论图景”,以实现“从‘人物’到‘问题’”[2](P1)的品质提升。

       环顾当下,“中国怎么样重新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怎么样融入世界,并跟世界平等相处?”[3](P18)依旧是我们需要面对和回答的时代命题。

       揆诸中国近代史,毛泽东虽不是第一个开眼看世界之人,此前事实上已经有个别中国人游历泰西时记录下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然其世界史论却极具指标意义,解读毛泽东早期世界史论不仅将加深对其个人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当下国人进一步理解彼时中国社会大环境。

       一、毛泽东早期对世界史的总体观照

       仔细翻检《文稿》,不难发现地处内陆闭塞之地长沙的毛泽东在其青年时代就已开始对世界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虽没有学者专家们的高头讲章架势,但并不欠缺基本理性,其话语表达质朴、热烈、直接,充满青年人的“火气”和朝气(也意味着“地气”十足),始终有一种向上之风,动能十足!

       (一)人类之目的:旨在于实现自我

       在青年毛泽东的思维意识图谱中,人首先是动物,但后者“制其生者无节度也”,而人类则能够“以节度制其生”,[4](P66)从而在动物性之外还能进一步发展出自身特性,也就有着更高的存在价值。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认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4](P246~247)故他相信民众联合才是最强的力量。不难看出,在青年毛泽东那里,人是第一位的,乃“万物之灵长”。

       然而,现实世界却并未达至与毛泽东上述高标相匹配的境况——也就是他所说的“凭借”力量还远未到来,反倒是富于张力,充满不确定感。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现处于不大同时代”,故“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另一方面,对于人类而言,“长久之平安”或“一入大同之境”却“非人生之所堪”,最后必然“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致使“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4](P184~185)

       进而言之,小至个体生命,大到人类整体,此等“不大同”与“想望大同”(或“想望平安”)、“长久之平安”(或“一入大同之境”)与“生出许多抵抗之波澜”之间的紧张、矛盾和斗争具有永恒性,只能是暂时停争止息,它既是人类自身在应然层面对于美好未来的本能性期许,也是实然状态之下个体完成“新组合”或“创造性破坏”的展演,两者之间并非高低对立的关系,而是完成各自历史使命。明了这一点,也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治乱皆有道”这一说法——“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4](P185~186)

       (二)国家之生机:端赖于永恒变化

       国家亦是毛泽东早期世界史论的重要对象。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视为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一阶段,社会内部已裂解为两大或更多对立阶级,并陷入无法自我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为了“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P186~187)用列宁的话来说,“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6](P5)

       与上述革命导师主张国家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不同,正式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毛泽东在其早期对国家的思考则是从更为深刻的事物变化本质一面来谈。对他而言,阶级矛盾只是变化的其中一种形式,变化本身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而包括生死在内也只是变化的表现形式。因此,他才会感慨“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4](P199~200)

       人类是如此,国家也亦然。对人类而言,变化意味着生机,而对国家来说,变化则是日新月异、革故鼎新的代名词,“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4](P200)从“变化”“日新”和“社会进化”等用词可以明显看出从西方传入的生物史观(又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或社会有机体论)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使他在认识国家时亦将其视作有生命的人类,并同样会历经各种变化。

       (三)宇宙之成毁:实践于新旧转化

       作为“自然物之一也”的“人类者”同样“受自然法则之支配”。[4](P194)虽程度有所不同,然而,每个人却都是宇宙真理的部分承载者。“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4](P85)推而广之,“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多数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故“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否则,“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4](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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