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426;A8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3-0051-21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山之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①,是反映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长期是一门显学,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望文生义的附会解读较多,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很少,在文本学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尤为薄弱。从原始文本的形成演变到经典文本的分析解读,都长期存在着很多问题②。本文拟利用多种文献史料,系统考察《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并试图通过不同时代的语境分析,探讨在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子,以期对《论十大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所铺垫。 历史地看,《论十大关系》生成时所处的历史语境是非常复杂的。在毛泽东系统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汇报的同时,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各部委汇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互参照的对比性,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条线索。 然而,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策选择,客观上存在着发生阶段上的时空落差。斯大林模式是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捷径。然而,斯大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国家统制经济的军事工业体制,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生产脱离人民的生活需求,存在严重弊端。苏联长期实行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积累下许多问题,对其弊害有切肤之痛。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检讨斯大林时代的执政路线问题,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可谓势在必行。苏共政策路线的改变,集中体现在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政策路线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脱胎于斯大林模式,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著名口号。当苏共开始检讨斯大林体制的弊害时,中国还在继续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国家建设,并基本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筹谋如何加快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而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和加强农业的新经济发展计划,给中共高层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破除了对“老大哥”的迷信,不再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地“克隆”了。在前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后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出台,可谓既“以苏为鉴”又“以苏为师”。 但无论“为鉴”还是“为师”,核心点都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苏两党的认识有很大落差。对于苏联所经受的斯大林体制的弊害,中国人还没有切身体会。毛泽东的“以苏为鉴”,是在苏共检讨斯大林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以中共熟悉的群众运动的赶超方式,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因“大跃进”的失败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这段从“以苏为鉴”到“以苏为敌”的历史翻转之变,起始点就是《论十大关系》。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中苏两党分道扬镳的最初起点应该设在哪里?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应如何理解毛泽东“以苏为鉴”的赶超思想。 “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里既有对斯大林体制基本原则的坚持,又有中国经验的创造性发挥,内容重点前后不一,是一个在实践中行走的动态概念。 “以苏为鉴”概念的最初提出是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积极反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二十大首先鸣响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号角,揭露了斯大林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方针;在经济上,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些来自苏共的新思考,与毛泽东在听取各部委汇报中了解到的中国在借鉴苏联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负面后果,内外交织,构成了毛泽东“以苏为鉴”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两条线索。这是“十大关系”酝酿成形的特定历史条件。 在毛泽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系统听取35个部委汇报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并非就是他说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还参加了不少重要活动,如参观在瀛台举办的工业展,以获得对现代工业的感性认识;接见外宾和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研究苏共中央非斯大林化的政治动向;等等。在听取汇报后期即综合部门汇报时,中共高层得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研究中共如何表态的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路形成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交互影响,主要是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