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1597(2018)03-0042-10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要加深对这一论断的理解，需要回溯历史，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创立的，又是怎样的一批人建立了这样一个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党。本文以毛泽东为例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毛泽东参加创建共产党的初心。 一、“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全国各地的党员有58人。这58人的出身、学历、成分和职业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人，北大毕业生17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只有2人文化程度不高。从职业来看，担任教师包括教授的17人，在校学生24人，报业人员、律师、职员、弃官不做的自由职业者等13人，党务和工会工作者2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2人。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于富有和殷实之家，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不一般。比如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当时的寓所。这样一批人是社会中生活比较优裕的少数人，但是他们的成长被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在读书的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着他们思考和关心周围“大多数穷苦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毛泽东“初心”的形成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毛泽东十四五岁时，一边务农，一边自己读书。当然，读的大都是有趣的小说，就像今天中学生读课外书一样。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天忽然想到，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什么文官、武将和书生等，没有一个种地的农民做主人公。原来，少年毛泽东在帮父亲种地的过程中，对周围的农民有了较多感知，发现一些整日劳作的人反而生活艰难，便产生了这种思考。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纳闷了两年，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他们都是人民的统治者。② 毛泽东十七岁时，从许多豆商那里听到了一件事。那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这真像历史上“晋惠帝之问”一样，得知许多百姓没有粮食吃，被活活饿死，大为不解地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但是，经过戊戌变法风气已开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饥民不同。当抚台的话传来，他们怒气冲天，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官府门前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省府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着马出来，告诉人们官厅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可是皇帝谴责这位庄姓官员同“暴民”勾结，很快将他革职。不久，新抚台上任，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从此把它记在心上，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觉得所谓“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人，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③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仗义济民的情怀。 这以后，当地发生的两件大事，更让他真切感受到穷苦人所受的欺压和生活的不易。一件是韶山哥老会会员们的遭遇。他们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在法庭打官司时，由于地主势力很大，加上贿赂了官府的人，哥老会会员们败诉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撤到本地一个山里，建立起堡寨，不断打击地主和官府。他们最后被镇压，一个叫彭铁匠的起义领袖，逃亡过程中被抓住杀了头。④毛泽东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种同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与他读的反映绿林好汉和侠义之士的书分不开。另一件大事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粮荒”。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⑤这样一些穷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化，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或许正因为早年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泽东初步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了〈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⑥意思是如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他还进一步设问，并回答：“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⑦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第一位关注的问题，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直到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⑧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吃好饭，是毛泽东少年时就产生的朴素愿望，同时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由于毛泽东最初对穷苦人的了解主要来自成长地湖南，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乃至奔走呼号也是从湖南着手。当时，湖南在军阀统治之下，“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张敬尧入湘以后，更是“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⑨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泽东会同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还上书中央政府，历数其罪状。⑩此时，毛泽东还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试图用改良的方式来改变湖南人民的生活状况。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以当时的北京为例，“中流社会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犹就中等社会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当可维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数而人口多于前表所得之人，则生活维持当然不易；至若下流劳动社会如车夫等则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无穿，两饥一饱，其苦更不堪言矣!唐人诗曰‘朱门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诵斯言辄为流涕，呜呼!”(11)当意识到整个中国大多数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时候，国家情怀和责任也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