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1.001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1-0001-06 自1927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及领导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推介以来，国内外对毛泽东的关注和研究已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当前毛泽东研究以各种纪念节点为契机，依然有着周期性的“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在“非毛化”错误思潮卷土重来、青少年对毛泽东了解的兴趣明显下降的今天，不少学者开始萌生毛泽东研究已步入“深水区”、整体形势逐步“遇冷”的忧虑。唯有在深入历史中进一步推动毛泽东研究的科学化，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一 发掘历史资料，深度考察毛泽东历史作为 随着毛泽东生活时代的远去，不断有学者极富前瞻性地提到了根据实践需要来重新思考毛泽东或深入评价毛泽东之必要。如尼克·奈特就指出：“与毛泽东生活的时代对比，当今世界所历经的巨大变革，直接催生了对毛泽东再思考的理论要求。”①徐俊忠也强调：当毛泽东逝去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后，“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强化而逐渐位移和变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此而渐入历史的范畴，对其进行多方位透视的学术研究才逐渐成为可能”②。无论是对“重新思考”的强调，还是对“多方位透视”的倡导，都表明对毛泽东开展深入研究为当前新的社会实践所需要，也为相距毛泽东时代足够大的空间所支持。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思想宝库和学术富矿，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是剖析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推动毛泽东思想向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而对毛泽东与时俱进的研究，不仅要继续深耕学界已有论题，而且需要对研究领域中的空白之处开展拓荒性研究。这一研究自然是以走入历史深处，充分发掘历史资料，用历史事实说话为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掘历史资料，才能保障重新言说毛泽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及全面性。对于详细占有资料的重要性，毛泽东生前有过论述，他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③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为研究工作如何占有和利用资料提供了理论指南，也对今人怎样就其开展实证性考察不乏启迪。 就毛泽东研究来说，要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重新审视已有文献资料的史料价值，应在涉及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宽广领域的文献资料，甚至国外已发现的相关资料中发掘相关信息，如发挥已经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等文献资料的实证价值。另一方面要扩大资料收集范围，重视界内外互动，争取在档案资料查阅和口述史料征集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期待有朝一日能出版毛泽东全集、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可能开放相关档案资料的同时，研究者应重视官方、学界、民间力量在存留历史事件见证人口述史方面的不同作用。 在占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后，毛泽东研究者要注意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在认知性研究中接近历史的真实。这种认知性研究，既要坚持毛泽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方法，考证相关史料尤其是口述史的真实性，又要在探究其内在信息时保持研究主体自身立场的中立性，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杜绝任意剪裁史料的感情用事或是结论先行的偏见性解读。 二 细化考察阶段，全面呈现毛泽东人生轨迹 作为影响超出国度的非凡政治人物，毛泽东是民族的符号，也是时代的象征。然而，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巨人，至今在功大于过的主流舆论之外，不时泛滥着全盘肯定或是彻底虚无的极端倾向，如何全面呈现毛泽东人生轨迹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萧延中曾就毛泽东具体研究中的尴尬现象有过描述：“尽管在某一个层面上，某一种揭示不仅不无道理，而且非常精彩，但其令人不能满足的地方则在于，相反的说法同样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④这种现象也与考察的不细或是研究的不全多少有些关系。实际上，无论是模棱两可的论述抑或是非此即彼式的片面，多少都与毛泽东一生的跌宕起伏有着关联，也与精细化研究缺乏和整体性把握不够直接相关。只有全面呈现毛泽东人生轨迹，从纵向与横向、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实践、政治与生平等多个视角，深入刻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才有助于正本清源、明是辨非。 要对毛泽东在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开展精细化研究，必然无法回避毛泽东晚年时期的错误。细化毛泽东的考察阶段，自然要突破早期和晚期的笼统划分法，也应在功劳大于过错的总体评价上有所深入。三十多年前，当党内外、国内外充斥着对毛泽东的“左”和“右”的评价趋向时，邓小平当机立断地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适当的时候将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对于统一全党认识是需要的，但是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总结不必匆忙去做，因为“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⑤。因而，在既坚持实事求是又讲究恰如其分、宜粗不宜细的指导原则下，1981年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尤其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做出了科学评价，使全党、全民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获得了思想上的空前统一。但是，在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不断面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的今天，学界是否可以考虑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就毛泽东的评价有所前进。龚育之生前在回顾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具体起草情况时，就发出了这一倡导。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我们今天更为深入评价毛泽东的时代影响提供了理论准绳，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也为如何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在这一讲话中提及了评价毛泽东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这些原则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不失为研究者深入评述毛泽东的方法论指引。毛泽东研究者应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坚持人民的立场，本着对历史和英雄的敬畏之心，客观评价毛泽东的毕生作为和影响，引领大众走进历史，理性认识毛泽东。实际上，也大可不必讳谈毛泽东晚年时期，毕竟这一时期在某些错误因素之外还存在许多正确的思想，如反和平演变、提防特权阶层、重视理想信念、关注青年教育等思想今天依然有其时代价值。因而，坚持系统科学的评价原则，细化毛泽东阶段考察，不回避任何具体历史时期，主动全面呈现毛泽东的人生轨迹，有助于民众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超越，也有助于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鼓噪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