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 through translation，简称LCTT）是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语言接触既包括使用不同语言的说话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包括书面语之间的接触（Braunmuller&House 2009：1）。过去的语言接触研究集中在口语者之间的语言接触，而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接触现象，无论是在语言学领域还是翻译学领域，均未受到足够的关注（Malamatidou 2011：135）。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与描写翻译研究的结合，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比较语料库实证研究的兴起，使透过翻译的书面语言接触的考察成为可能（Blake 1992；Gottileb 1999；Baumgarten 2007）。翻译是实实在在的语言接触，经由翻译迁移的源语特征会引起目标语语言中某种组合的频率变化，或通过读者对翻译的模仿而转移到目标语之中（Bisiada 2013：22）。其中最典型的是翻译中的“显化”现象。显化，又称明晰化、外显化，这个概念最早由Vinay&Darbelnet（1958/1995）作为翻译技巧提出，Blum-Kulka（1986：292）将其解释为“译者解译原文的过程可能会使译语文本比源语文本冗长”，这是因为译语对衔接关系体现得更清楚。隐化是与显化相反的概念，即翻译中隐去了源语清晰的衔接关系。译学研究上，一般将“显化”和“隐化”作为带有共性的翻译特征。 翻译文本具备间性的性质，一方面受源语影响，另一方面会对目标语语言产生影响。Schleiermacher（1813/1973）认为“语言中的诸多美丽和力量，有些就是来自翻译”（转引自Bisiada 2013：20），说明了翻译对目标语言的影响。中外历史表明，翻译会对目标语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塑造。现在这一研究多局限在欧洲语言之间的比较。我国有学者关注源语透过性，但尚未注意译语对于目标语语言的透过性影响。翻译文本可视为目标语语言的一种变体，不能完全代表一种语言（McEnery&Xiao 2007：25）。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显化研究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现象所发挥的功能，进而系统观察汉语翻译文本以及原创文本近百年的成长历程及其相互作用。此外，关于翻译文本显化现象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共时层面，缺乏与源语及隐化结合的历时比较分析，研究结果难免偏颇。 据此，本文应用新研制的历时复合语料库，动态考察20世纪1930年前后、196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这三个时期的英汉翻译文本的显化特征，继而结合汉语原生文本来考察翻译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翻译文本作为目标语语言的模型语言，目标语语言就会呈现出与翻译语言相关的变化趋势，例如更加显化。本文将具有指标意义的“对等关系”连接词作为显化现象衡量指标，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翻译文本中对等关系显化特征是否受到源语透过性影响，语际显化和语际隐化分别呈现怎样的变化；2）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的发展变化在上述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否呈现相同的趋势；3）通过汉语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的历时比较，分析这两类文本的显化特征在各个时期是否具有相关性，并对其动因进行探讨。 本文所谓“显化”和“隐化”分语际和语内两个层面。语际相对于语内，指英汉跨语言层面，语内即一种语言（如汉语）内的原生语言和翻译语言。语内显化是指同一语言内部，翻译文本在整体语篇上呈现出的不同于目标语原生文本的显性特征。语内隐化是指翻译文本在整体语篇上呈现出的不同于目标语原生文本的隐性特征。语际显化重在跨语言层面的比较，指译者将源语各部分隐性的衔接关系在译语中明示，语际隐化则指译者将源语文本中各部分显性的语义衔接关系加以削减。 2.翻译与语言接触的研究 过去四十年间，语料库研究几乎改革了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Xiao&Wei 2014）。基于双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利用语料库进行翻译与语言发展关系的考察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新兴课题（参阅House 2011；Kranich et al.2011；Malamatidou 2013）。 在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翻译与语言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异同，以探求翻译在目标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庞双子、王克非2015：80）。翻译与语言发展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欧洲或中国的历史上都有一些传统。早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翻译者将希腊语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开始模仿希腊语言来丰富本族语（Montgametry 2000）；公元8-11世纪，拉丁语的宗教翻译逐渐对英语、德语等语言产生影响（Koller 1979/2004：61）。在整个19世纪及之前，翻译在语言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只作为随感或评点被提及。Weinreich（1953/1974前言viii）对语言接触的“干扰”（inteference）现象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将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研究重点由语言间的求“异”（divergence），转向趋“同”（convergence），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所引起的目标语言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以语言学研究为导向的语言接触现象被辅以社会和心理因素的考察。最具代表性的为Labov（1972：537），他认为语言的内部因素与外部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共同促成了语言接触和演变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期，语料库语言学与描写翻译研究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关英语对其他语言影响的著述涌现出来（Dayrell 2005；Probst 2009；Bennett 2010；Kranich et al.2012），多见于欧洲语言对之间的比较（Blake 1992；Baumgrten 2007），如英语对德语的影响，也有其他语言对之间的研究，如英语对波斯语的影响等。虽已产出阶段性研究成果，但仍较为零散。对1996-2016这二十年间的翻译与语言接触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考察，不难发现，语料库翻译研究已然成为该项研究的主要路径。Juliane House带领的德国汉堡大学团队尝试通过多语种产出的考察，将此类研究由共时引向历时（参阅Amouzadeh&House 2010；House 2011）。Kranich et al.（2011）在其《多语言语篇产出》文集中将LCTT作为一个新术语做了多方位的考察，首次对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将该项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Kranich et al.（2012）认为英语作为“通用语”在翻译到德语之后，“文化过滤”（culture filter）现象有所下降。Malamatidou（2013）考察了英语和希腊语的被动语态在翻译转换后的变化。Bisiada（2013）对英德语言对之间的形合、意合转向进行了比较研究。以上均是在科技和金融文本基础上对翻译现象的考察，未涉及更为重要的文学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