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起初露端倪，后愈演愈烈。近些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指标值虽经历了连续下降，但仍远高于102～107的正常值域，且高出生性别比从乡村向城市扩散(2010年城市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4)、从高孩次向低孩次扩散(一孩性别比也出现严重失衡)的特点令人担忧(石雅茗、刘爽，2015；石人炳，2013)。最新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World Economic Forum，2017)显示，中国性别平等状况排名在世界各国仅位列第100名，较2016年排名还有所下滑，而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出生性别比指标是影响中国排名的最大负面因素。 广泛存在的性别偏好特别是男孩偏好被视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男孩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能降低家庭多方面风险，满足父母多层次需求(罗丽艳，2003；穆光宗、陈俊杰，1996；彭希哲、戴星翼，1993)，因此生育男孩是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基于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鉴于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虽经济发展水平迥异但都存在强烈男孩偏好的现实，有学者提出儒家文化及该文化框架下的家庭制度是影响男孩偏好的主要因素(李东莉，2000)。就中国而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以及依附于父权制度形成的血缘继承制、财产继承制和从夫居制是男孩偏好得以长时期普遍存在的制度基础(于光君，2014；李慧英，2012；刘爽，2006；郭维明，2006)。这些制度不仅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更强制性地干预了家庭的资源分配安排，从而对男孩偏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华等，2015)。其中婚居模式相较于传统宗族势力和文化观念，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盛亦男，2012)。 上述对我国性别偏好产生原因的分析主要针对农村家庭，集中于经济、文化和家庭制度等宏观领域，难以解释当前城市出生性别比悄然失衡且居高不下的现实。此外，生育是家庭行为，育龄女性则是生育的主体人群，在女性自主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女性的性别偏好表现如何?是否会受到父辈的性别偏好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使更多家庭面临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选择，女性的性别偏好在其二孩生育选择中如何体现? 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仍然存在较强的男孩偏好(王鹏，2015；李树茁等，2014)，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则受到生命历程、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影响，且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男孩偏好逐渐减弱(王鹏，2015)；家庭中已有子女结构会影响性别偏好，男孩偏好随着已生育男孩的数量快速减弱(李树茁等，2014)。对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显示，男孩偏好的代际传递效应显著存在，父辈有男孩偏好会显著提升子女男孩偏好的概率(石贝贝等，2017)。 综上，迄今为止，虽然性别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非常丰富，但关注城市人口以及家庭代际影响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同样的，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虽成果颇丰，但多聚焦生育数量维度，而很少着眼性别维度，较少从意愿和行为影响两个路径去探索，更缺乏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背景下的观察与分析。 基于已有文献，考虑到全面两孩政策对城市家庭的生育选择影响更大，以及初婚人群代际关系的相对单纯，本研究聚焦中国城市初婚育龄女性，探讨其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为：丰富性别偏好中/微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补充现有文献关于性别偏好的家庭代际影响机制的不足；探索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背景下城市女性的性别偏好在其二孩生育选择中的体现。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在理论上存在意愿—意愿、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前者表示父辈生育意愿对子辈生育意愿的影响；后者则体现在作为父母生育行为结果的原生家庭子女(即子代的同胞兄弟姊妹)数量与结构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意愿—意愿的代际影响路径可用价值观的代际传递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看重原生家庭环境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影响，强调父母对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塑造作用。子女在青少年时期，甚至在成年早期，都会受到父母价值观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与早期家庭关系以及子女对家庭的认可度有关。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生育数量维度的代际影响，研究表明一方面父辈自身的意愿子女数将影响子辈的意愿子女数，且影响方向一致(Axinn，Clarkberg & Thornton，1993；Gecas & Seff，1990；Thornton，1980)，另一方面父辈对孙子女的偏好也会影响子女的偏好(靳永爱等，2016；Ji et al，2015)。本文关注父辈对孙辈的性别偏好对其子辈性别偏好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1：育龄女性的性别偏好受父母对孙辈性别偏好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同向。 由于中国“男娶女嫁”从夫居的婚姻家庭制度仍在发挥作用，女性婚前虽然主要受自身原生家庭父母价值观的影响，但婚后与公婆的代际距离(地理上的或心理上的)却更为贴近。公婆对女性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前者通过共同居住或彼此交往施加直接影响，后者则是通过丈夫施加间接影响。本文主要关注公婆的孙辈性别偏好对女性的直接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2：育龄女性的性别偏好受公婆对孙辈性别偏好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同向。 经验研究表明，婚居模式会对女性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且从妻居影响异于从夫居、二孩影响大于一孩(杨菊华 & Short，2007)；相较于独居，与公婆同住的夫妇更易生男孩，这一促进效果在与女方父母同住时却不明显(张现岑、翟振武，2013)。虽然已有研究多是讨论女性的生育行为，但我们猜测，婚居模式对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与父辈同住的婚居模式会增强育龄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