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领域相互接触，双方曾试图实现对日联合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为代表的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和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双方在搜集敌军情报、实施对敌心理战、策划盟军登陆作战等方面建立起初步的合作关系。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在二战期间的军事交往虽然短暂，却彰显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特殊地位和战略意义，而且对战时乃至战后中国国内局势和中美关系发展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既有研究中，有关美国对国民政府军事援助等问题的成果较为丰富，而关于美方与中共军事合作的论述相对薄弱。中外学者在讨论中美战时合作关系时曾关注到美国与中共方面的沟通与联系，比如于化民、杨冬权、周勇、胡越英、马建国等人通过对“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和军方曾高度重视中共抗日武装在远东战场的战略价值，美军观察组与中共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协作，双方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合作尤为密切。①山极晃、蒋迈(Matthew D.Johnson)等也曾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政府解密文件，通过研究美国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一译“战争信息署”)在延安的活动，展现出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曾在抗战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②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对戴笠的研究中发现，围绕抗战时期战略情报局与中共进行接触等问题，该局曾与国民党政府产生诸多矛盾。③余茂春在整理战略情报局在华活动过程中，考证了该局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的史实，着重阐述了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后双方谋求合作的基本过程。④而任东来则透过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死亡事件，揭示了抗战胜利前后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微妙变化。⑤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历史，仍有以下几点问题有待探讨：为什么战略情报局坚持要向华北敌后战场派遣情报人员?战略情报局对中共武装力量的调查主要关注哪些方面?是什么原因促使该局不断争取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抗战胜利前夕双方的关系为何逐渐恶化?通过整理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略情报局档案”、中央档案馆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档案以及相关人物的档案资料，本文试图围绕上述问题，考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谋求军事合作的前前后后。 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及其对中共的初步调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由国务院系统负责，其中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是汇集、整理、分析、传递相关信息的主体机构。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最高决策层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关注日益密切，比如罗斯福总统就曾特别委派驻华武官卡尔逊(Evans F.Carlson)赴敌后根据地详细调查中共抗战的具体情况。⑥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共抗日武装的观察以间接方式为主，缺乏直接的手段和途径进行深入的考察。 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在情报专家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的建议下成立情报协调处(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前身，该机构在创立初期致力于成员招募、技术培训、机构建设等工作，对华情报搜集活动尚未全面展开，对中共的调查也并不深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各项军事情报活动立即转入战时状态，组建专门机构搜集敌国和盟国军事情报也被提上议程。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颁布行政命令，同时设立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情报局，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实行反法西斯情报任务。同年9月，海军情报署中校米尔顿·梅乐斯(Milton E.Miles)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地区协调主任，他很快启动了该局驻中国分支机构的筹建工作。战略情报局驻华总部设于昆明，代号202支队，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管辖，同时与美国国务院、盟国驻华使领机构之间建立有相应的信息共享渠道。 出于种种原因，美国驻华情报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获取有关中共方面的信息，军事领域的情报尤其缺乏。1943年2月，战略情报局的金贝尔(William A.Kimbel)约谈了美国国务院官员，希望谢伟思(John S.Service)等驻华外交官有机会能访问华北地区以获取有关中共抗战的基本信息，并称多诺万迫切需要了解中共对日作战情况，以及美国是否应在华北开展对敌心理战。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将不允许美方任何人士擅自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战略情报局派代表前往华北地区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并称美国驻华军事和外交机构均无意派员前往。⑦ 在对中共抗战武装的认识方面，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分歧。1943年初，谢伟思向国务院提交备忘录，认为“我们不应忽视中共军队对我方作战的积极意义。经由共军控制区，能够深入内蒙、东北和日军在华北的基地。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后，其战略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其潜在的战略价值巨大，近期有关山西持续苦战的报告则显示，中共仍有足够兵力引起日军周期性的‘扫荡’进攻”。谢伟思质疑美国政府一味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的做法，并提出美国应派遣代表以探悉中共方面的可靠情报。⑧对这份报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前司长、特别政治顾问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针锋相对地批驳道：“对于那些强调中共军力、担忧中国内战迫在眉睫的报道，我们应采取理智的怀疑态度……中国方面有人建议我们注意将一部分援华武器交给共产党，如果我们听从这样的建议，将会开启耍弄外国两方势力的模式。我们从未干过这种事，我相信今后我们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是愚蠢且不道德的。”与亨贝克一样，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对谢伟思等外交官所提出的加强与中共联系的建议也持消极态度。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