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8)03-0098-13 一、引言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近代以来各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之一。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乃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尤其有赖于“印刷资本主义”所激发的国族想象。①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既要通过“被发明的传统”投射到渺远的过去，②又与当下情境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进而形成一种“反思性的自我”密不可分。③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之下被动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因而，在建构自己历史记忆的同时，还须直面列强侵略所带来的集体创伤和认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和“国耻”(national humiliation)意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它既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催化剂，也是其重要表征之一。 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历史想象和记忆重构，来为国族建构提供一套坚实的“历史基础”的。其中，沈松侨藉由“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的广泛流传及其与传统黄帝传说的断裂，考察了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蕴涵的矛盾与冲突。④他还通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之关系。⑤杨瑞松探讨了“四万万人”如何在近代中国从一个人口数字，配合所谓“同胞”的血缘亲属想象符号，型塑出具有高度同质性意涵的国族认同。⑥和这些正面考察国族建构的学者不同，费约翰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唤醒政治”的隐喻在帝制中国和欧洲启蒙思想中的根源，及其在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流变。⑦瓦格纳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生动地描述了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中以文字和图像出现的“身体”隐喻，是如何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国族认同的。⑧ 这些研究都多少涉及外国侵略、国耻意识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之关系，但因研究旨趣和视角有别，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叙述与纪念国耻，并藉此进行革命宣传与动员，学界尚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为中心，对此问题略作探讨。《向导》1922年9月创办于上海，先后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主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并长期为其撰稿。因遭当局查禁，报社随中央机关一度迁往北京、广州，1926年底迁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先后发生，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向导》于7月18日被迫停刊。5年间，共计出版201期。周报创刊时的印数不足3千份，1925年初中共“四大”时增至7000余份，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已达5万份，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⑨透过《向导》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的逻辑链条，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进而实现革命动员之目标。 二、国耻之纪念：从“九七”到“五卅” 近代中国领土主权被破坏，始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但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国耻”意识始在朝野上下广泛蔓延。1897年，清宗室寿富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梁启超为其撰《知耻学会叙》，称外患日亟，贵在知耻，而中国相较于日本，知耻者尚少，故“奋然耻之，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⑩寿富所撰《后叙》，历数鸦片战争以至甲午战争，列强环伺，蚕食鲸吞，中国丧师失地之奇耻大辱，声言国人不可不知耻，知耻“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强则大国亲我，小国畏我；不学则愚，愚则弱，弱则大国鄙我，小国犯我”。(11) 与此同时，种种“国耻”言说开始在报刊上出现和流行。1898年，《蜀学报》刊载《明国耻以激公愤议》一文，开篇即用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意向，表达了对国势危亡的极度焦虑：“呜呼!戎祸亟矣，大局裂矣!抵我之瑕，剔我之隙，饵我之馁，蹴我之躄，而钤挟我，而缚縶我，而剜臠我，迨其卒也，则将波兰、印度我。”(12)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表的政治漫画《时局全图》，则以最直观醒目的方式，将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呈现在国人面前，进一步推动了国耻意识之发展与传播。(13) 辛亥革命终结帝制，造就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在北京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主权状况并未好转，反而更见沉沦，一次次外交失败和屠杀事件不断刺激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两天后，中国总统袁世凯被迫表示接受。消息传出，立刻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五七”“五九”两个日期被称作“国耻日”广为纪念。青年毛泽东深受刺激，于当年夏天写下十六字以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4)事件发生不久，各种以国耻为题的小册子开始出现。以“知耻社”名义编印的《国耻》上下册，介绍了国耻的起源、“五九”之后全国各地之舆论、政府所持态度与各省官厅之举止、日本对此事之论调、世界各国之公论等。(15)又有孙鑫源所撰《国耻鉴》，对割地、国疆被侵、领事裁判权、利权丧失、租借地、划定势力范围及利益均沾等各种耻辱，一一加以讨论。(16)此后，种种以“国耻”为题材的著作、地图等出版物不绝如缕。(17)将发生丧权辱国事件的特定日期称作“国耻日”自此成为一种惯例，每逢其时，社会各界都会以通电、撰文、集会、游行等方式进行纪念。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全年“国耻纪念日”已达26个之多。(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