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作为中国传统学校教育主体的经学教育，宋代有何区别于汉唐之处?回答会是很明确的，即“四书”课程的出现。“四书”最初是作为教材在民间流传，后来成为学者致学需要攻读的课程，之后得到官方认定并加推广。“四书”最初是作为“六经”的入门辅助读物或课程而被设计出来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地位不断提升，最终取“六经”地位而代之，成为经学教育的核心课程。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发展中，继春秋时代孔子创建“六经”课程、汉代“五经”成为“国家课程”之后，有关课程变革的又一重大事件。 一、“四书”作为教材和课程的兴起 “四书”兴起是中国传统经学课程适应时代发展而主动进行调整的结果。“四书”的兴起有一个过程，起始于张载的提倡，继之以二程的推重，完成于朱熹的结集。 1.“四书”兴起的缘由 韩愈在《师说》中曾发出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此处所谓“不传也久矣”的“师道”，当是指魏晋清谈成风，唐代贡举以文辞为尚，都不再像汉时注重从师求学。然而，令韩愈更为忧虑的，当是如其在《原道》中所说的，是道统传承的中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于是韩愈与其弟子李翱有志于以卫道、传道为己任，希望能够将中止于孟轲的仁义之道，经自己之手继续传承下去。事实是韩愈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唐末五代，一则，藩镇割据战乱，社会分崩离析，王朝更替频繁；再则，动荡之中，不少人丧失起码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丧失道德底线的行为寻常有之；三则，科举考试制度盛行，学者不务真才实学而以声律浮词为尚。加之宋朝外患频仍，北方、西北方狼烟烽起。内忧外患交逼之下，亟待在政治、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建立新的规范。另一方面，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汉唐经学偏重章句训诂，趋向于僵化。清代经学史家皮锡瑞指出：“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1]所以，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也要寻求突破和重建。与此相伴的是教育也要重建。胡瑗、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则是重建的最早探索者，而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很可以代表这种实践的价值和方法。 胡瑗的“明体达用”表达了他对教育目的的主张，针对的是隋唐以来日趋严重的教育弊端，尤其是教育越来越受制于科举考试，学校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即使是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也是试前熙熙攘攘，试毕则“生徒散归，博士倚席”。这样的教育既丢失了“体”，也无“用”可言。胡瑗的“明体达用”，按其弟子刘彛在熙宁二年(1069年)对宋神宗的解释：“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2]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一类政治体制、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应当坚持不变，是为“明体”；将所有这一切推行于天下而泽及民众，是为“达用”。人们又该依据什么来做到“明体”和“达用”?回答是：借助“文”，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诗、书、史、传、子、集等前代文献，这些文献典籍本来就可为后世法则，也应当使它们为当今所用，这就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学“文”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前人的经验。胡瑗的思想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历代圣王传递下来的政治秩序、纲常规范等核心价值不可改变，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坚持和弘扬却可以重新设计；其二，应当而且必须改变的是汉唐以来或以训诂为务、或以应试为尚的无“用”教育；其三，学校课程在前代基础上应当有改变，旧有课程要重新加以改造利用，作极大的拓展。由此开启了宋代理学和理学教育，即一方面热衷对性命、义理、为学之道的探讨，一方面执着于伦理、道德践履和政治、社会关怀。这种教育虽然也像汉唐一样注重学习儒家经籍，但无论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都已经迥然有异了。 2.张载、二程与“四书”成为教材与课程 与“六经”成为学校乃至官学核心课程的命运轨迹颇有相似，“四书”也是起于民间学者的讲学，或者说起于非官方学校，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流传过程，曾经受到排斥、打压甚至禁绝。但由于它适应了时代需要，因此而能逐渐壮大。 “四书”的成套并行，有认为是由张载首先提出，依据是张载在《经学理窟·义理》中说的：“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这是“四书”首次齐聚在一处被讲说，虽然没有明确的“四书”之名，但张载充分肯定了这四种书与圣人(孔子)的关系，奠定了“四书”的阐述立场，也即作为教材甚而作为课程的价值立场。但更多的观点认为，“四书”的形成得力于二程、朱熹。 明人王禕在其《四子论》中梳理了“四书”的由来：《论语》汉代已经流行，并颇多注本；《大学》《中庸》两篇都收在小戴《礼记》中，有郑玄注；《孟子》最初列于诸子，赵岐作注后才显于世。“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实始尊信《大学》《中庸》而表章之，《论语》《孟子》亦各有论说。至新安朱子始合四书为之《四子》，《论语》《孟子》则为之注，《大学》《中庸》则为之《章句》《或问》。自朱子之说行，而旧说尽废矣。于是《四子》者与《六经》皆并行，而教学之序莫先焉。”[3]王禕是想说明，“四书”作为经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渊源有自。但实际上，渊源较深的是《论语》和《孟子》。这两种书在汉代都曾作为“五经”的辅助性课程，一度被立为博士。《论语》还成为所有太学生都必须修读的“通修”课程。唐代，《论语》成为所有专业都必须修读的“通修”课程，进一步稳固了其课程地位；《孟子》也更加得到推重，唐后期皮日休还提出要将其列为考试科目。即便《论语》《孟子》在前“四书”阶段已经声名显赫，但有没有“四书”对于它们而言仍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四书”概念的出现不仅捧出了《大学》《中庸》，更是“捧红”了《论语》《孟子》! “四书”的最终形成是出于宋代一代代理学家的主动选择和极力推崇，二程和朱熹则是其中贡献最巨者。在王禕看来，“四书”的形成，二程论说和倡行在先，朱熹结集并诠释在后，其间又有程朱诸多弟子及其追随者推波助澜。有学者研究宋代以《四书》为总名的各种著述出版有81种，其中在朱熹生前和身后的两段时间里就达78种，大多为程朱及其门人后学所著。[4]如二程弟子杨时的门人陈渊曾说：“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5]可以得知在杨时门下，“四书”已成了各有宗旨的教育内容。稍晚于杨时的诗人吕本中在其所著《童蒙训》里也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6]又可知在吕本中那里，“四书”已与“六经”形成了教育内容上的结构关系，似乎更具备了课程的形态。稍早于朱熹的汪应辰在其《桐源书院记》中比喻说：“是心即书室也。吾能洁修神明之舍以读吾书，则《论》《孟》《庸》《学》之四书，不在方册，在吾丹府之中矣”。[7]汪应辰是说，这四种书对他而言已经不只是外在的四种书籍了，而已经是在自己赤诚的内心里了!汪应辰曾师从杨时弟子张九成，而据《宋史·艺文志一》，张九成著有《论语解》十卷、《张氏孟子传》三十六卷、《中庸说》一卷、《大学说》一卷、《四书解》六十五卷。这些著述实际上都是“四书”教材。可见“四书”作为教材流传之盛，作为课程为私人讲学所采用之众，又由此形成更多的释本(教材)。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二程及其弟子对“四书”成为私人讲学的教材乃至课程作用很大；“四书”最初主要是在私人讲学中流行；“四书”虽已被人相提并论，但尚未形成定刊，尚未最终成为“一套”完整的新经学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