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卷避諱字形遞變現象初論

      漢字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點。每一個漢字都有其產生、演變或消亡的歷史蹤跡。施安昌先生把按演變順序排列的異體字稱爲異體序列，且幾乎每個漢字都有自己的異體序列，並認爲異體序列中兩個緊相銜接的字之間存在著遞變關係，兩個不相銜接的字之間存在著間變關係，有著共時關係的遞變字統稱爲遞變字群，反映了各字間共時變化的關係，進而借助“遞變字群”這個群體概念，嘗試探索其在敦煌寫卷和各類碑誌的時間判斷中的可行性與可執行性①。可以看出，漢字固有的遞變性及遞變的内在規律性，是這樣一種理論探索與實踐的内在依據。很顯然，遞變是具有一定的階段性特點的，受到的影響因素不同，則漢字在不同階段會表現出相應的不同特點。據以推之：第一，根據影響因素，應當可以初步推導出漢字遞變所體現出的階段性特點；第二，根據漢字所表現出的形體特點，或可以倒推其在遞變歷程中所處的階段，以及考察其内在的影響因素。

      在敦煌文獻研究中，充分利用寫卷所蘊含的避諱因素來推斷寫卷的相關年代問題，一直是一個具有可能性與可行性的斷代手段。鑒於唐代避諱的重點在於字形的改變，因而寫卷中所涉及的字形性質的合理判斷與定位，直接決定了避諱結論的傾向。有唐一代近三百年之久，避諱字形也同樣具有遞變性特點，並且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在不同的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這在一些典型避諱字形上表現得尤爲明顯。因此，通過探索唐代避諱字形的階段性特點、探究其背後的影響因素，或許可以進一步增强避諱在敦煌文獻斷代、辨僞等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上述思路，在這篇短文中，筆者擬以“牒”字爲例，對唐代避諱字形的遞變現象略作討論。“牒”字是敦煌文獻、特别是社會經濟類寫卷中“出鏡率”比較高的漢字之一，其避諱字形也是我們探討本文主題的良好觀察對象：其一，從文獻内容構成上來説，社會經濟類寫卷在敦煌文獻中佔據了相當的比例，“牒”字使用較多。在佔據敦煌寫卷約九成的佛教類文獻中，該字同樣具有一定的使用量。其二，從時間跨度上來説，社會經濟類寫卷保存有從唐代初期到末期以至五代時期的各類生活内容，基本涵蓋了唐代避諱發生的整個過程。同時，北宋初期的寫卷中，又保留了唐諱字形轉化爲俗字角色繼續流傳使用的狀況。其三，從時代信息來説，社會經濟類寫卷實用性普遍較强，相當多的寫卷保留了明確的時間信息，爲考察提供了時間上的相對可靠性與便利性。其四，從漢字結構來説“牒”字右上構件爲“世”字，爲避唐太宗諱，缺筆、改形等避諱方法均同樣施用於該字，產生了比較齊全而豐富的避諱字形，並隨著漢字使用頻率的增加而遞變出更加多樣的字形。其五，從書手階層來説，社會經濟類寫卷多出於實際使用的需要而產生，因而在抄寫階層上可以基本涵蓋當時的各個社會階層，特别是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百姓階層，他們未必能夠真正理解避諱的背景，在客觀上有助於增加遞變字形的多樣性。

      衆所周知，以“世”字作爲構件的漢字，在唐代避諱時有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缺筆，採用此種方法時“世”並不區分其所處的位置，可以直接缺筆作“”形。第二，改形，一般情況下，“世”作爲左或右偏旁時，改作“曳”，其他改作“云”形②。對於“牒”字而言，這兩種避諱方法在敦煌文獻中都有體現，尤其是缺筆避諱字形，在五代時期、甚至宋初的敦煌文獻中仍可見到。如S.76VA《長興五年（934）正月一日陳魯修牒》中，正文“□狀如前謹”和末尾時間題署“行首陳魯修”，兩處截圖字形楷定皆是“”。又如後周世宗時代的S.196《顯德五年（958）洪範大師殘牒》寫卷，其中有“件狀如前，謹”句，這兩個截圖字形楷定也是“”。再如P.2985V《開寶五年（972）十二月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牒》中，有“件狀如前，謹”句，兩個截圖字形的右上方構件“世”均作缺筆狀，楷定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