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Greenberg开创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新路径以来，当代语言类型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变化，其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知识体系日趋完善，方法、理论也推陈出新，正成为一门涉及语言调查与描写、语言比较、语言接触、语言历时演变、语言亲缘谱系、语言重构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学科。作为一门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学科，当代语言类型学既注重个体语言的调查与描写，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切实可靠的语言事实和论据，也重视在既有的语言调查成果之上，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寻求人类语言的共性规律以及相互间得以区分的关键特征。 本文将要评述的是在当前语言类型学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刘丹青（2011、2012a、2014等）提出的一种类型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建构，即“语言库藏类型学”（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LIT）。作为类型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该理论认为具体语言所拥有的表达手段通常各不相同，呈现出较强的个性色彩，但人类相近的交际需求和共有的认知特性会使得这些手段呈现出某种共性，由此带来了语间形义匹配关系的复杂性。基于历时和共时层面上对语言各层级系统的描写、比较和分析，该理论着重探求语言中形义匹配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个性和共性特征。本文也称之为“语言库藏理论”（Linguistic Inventory Theory）。 语言库藏理论从理论构想、到逐步完善、再到付诸实践检验，是个重要的开创性过程。在其创设后的几年内，该理论已引起了学界的较大关注和兴趣，在一些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开始出现借助库藏类型学视角系统看待语言问题的研究（如强星娜2011；白鸽2013、2015；夏俐萍2013；林忠2013；吴建明2013；高亚楠、吴长安2014；李昱2014；史文磊2014；完权2014；夏俐萍、严艳群2015；陆丙甫、应学凤、张国华2015；戴燃2016；盛益民2016；吴建明、王芳2016；周晨磊2016；于秀金2016、2017等）。一般而言，每种学说都有作为其问题起点和基本理论支撑的事实和现象，语言库藏理论也不例外。那么“库藏”设立的缘由是什么？是否有语言事实的支撑？如何“库藏”地看问题？它给语言学研究带来哪些启迪？为此，本文将在当前类型学研究新进展的背景下，结合一些语言实例，对语言库藏理论及其系列概念进行介绍和评述，文末将作出简短的总结和展望。 二、“库藏”问题的缘由 类型学家在考察世界各地的语言时，常常会遇到源自不同传统的语言描写，如印欧语、阿拉伯语、日语或汉语都有各自的描写传统。这些不同描写通常依语而立，其中很多术语、概念并不一定能在其他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成分。汉语离合词便是一例。离合词通常由一个动词性成分及其所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组成，如“睡觉、操心、游泳”等。它们具有词汇意义，表现接近复合词；但其内部又是可以扩展的，其间可以插入体标记、补语成分、数量词、量词、修饰语或这些成分的组合，如“睡了觉、帮不上忙、睡一觉、敬个礼、洗一个热水澡、吹什么牛”等等。从汉语研究、教学的角度看，离合词这一术语符合汉语语法描写的实际，也形象地说明了这类词的结构特征，即Haspelmath（2010）所谓的个体语言的研究需要自身特有的“描写范畴”（descriptive category）。吕叔湘（1979：82）“短语词”的称谓或朱德熙（1982：13）“离为词组、合为词”的论述都是如此。在另一方面，汉语离合词和其他语言中的“同源宾语”结构（如sleep a sound sleep），或虚义轻动词带宾语结构（如have a good sleep）具有某种相似的形式或语义基础（陆丙甫、谢天蔚2002；潘海华、叶狂2015）。然而，尽管相似，依然有别，其语法地位有赖于在汉语大背景下，对其词汇、短语的相关特性进行综合考量，至少涉及音节数、韵律、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等多个语言学标准的交叠。因此，汉语离合词着实给当前的形态句法理论提出了一些挑战（Siewierska et al 2010）。再比如，英语A panda eats bamboos中，不定冠词a用于表类指义；若采用逐词对应的直译方式，似应译为“一只熊猫吃竹子”，但这种表达对汉语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汉语没有类似英语那样可以帮助表达类指的不定冠词，而是直接以光杆名词来表达类指义，即“熊猫吃竹子”。 这些语言现象显示，跨语言比较至少存在“同中辨异”和“有无比较”两种情况。它们既不是为了摆脱某个研究传统，把个体语言特定化，也不是要完全基于某一传统，并以此为度，未加甄别地衡量其他语言。近年来类型学领域的研究实践表明，提倡“框架中立”（framework-neutral）①是有必要的。所谓“框架中立”指的是在一定类型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在跨语言比较和个体语言描写中，不受一些传统语言学框架的束缚，中立地观察那些基本的、初始的语言现象，保持视野开放，从而具备发现未知语言现象的能力。比如，Nichols（1986）根据语法关系是标注在核心成分还是从属成分这一基本现象，提出一条非常简单且获得普遍认同的语言划分标准，即语言至少可分为“核心标注”（head-marking）和“从属标注”（dependent-marking）两类。她认为尽管跨语言上核心标注模式较具优势，但当前语法理论却过多地偏向从属标注模式，而这恰巧是印欧语的核心特征。此外，近年来Dixon（2010）提出的“基础语言学理论”（Basic Linguistic Theory）、Haspelmath（2010）提出的“比较概念”（comparative concept）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实践了类型学“框架中立”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