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B5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1-0038-12 马克思主义经翻译传入中国，翻译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传入中国的起点。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①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必须重视翻译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的研究往往局限在何者翻译了何种著作，而忽视了对译者“解读的解读”；宏观整体的研究较多，微观个案的研究较少，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不少成果浮于表面——都在言说“中国化”，但究竟是哪些文本通过哪些方式，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域外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转型，转型过程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却语焉不详。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通过细致的译介个案的研究实现，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通过译者被解读，译者为什么对之如此阐释，如何理解其译注行为，经过阐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又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勾连，这种阐释行为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何种影响？ 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关注其来源渠道、传播文献、主要内容、传播史及时期划分、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等，而鲜有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个案文献本身和译者的能动作用②。本文通过跨语际实践理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是译者对域外文化进行创造性阐释的过程，译者通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再造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语言模式到另一种语言模式的转型和再造，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中国化。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截然分开的马克思中国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者的翻译行为视为一种“跨语际实践”。“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由刘禾提出，其用以解释在翻译过程中将“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转化为“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过程中的创作行为。刘禾认为，“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跨语际的实践过程”。③跨语际实践表明，翻译者总是难以避免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与期待融入译本中，因此经过翻译后的文本不再仅是原文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译者的诉求。这体现出译者对于话语的权力支配，及译者借于文本所表达的愿望。④这一概念为“研究近代史上中西语言的互动实践设置一个理论基础。由于中国现代思想传统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所以不可避免的是，这项研究必须以翻译作为起点。”⑤因此，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观念层面，考察这些外来思想在引入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演绎及可能的转向。⑥ 本文试图从跨语际实践这一理论框架出发，以具体文本为研究对象，展现马克思主义文献从域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翻译实现“转型”，乃至“再造”的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者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如何在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间实现跨语际融通，如何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者的跨语际实践，这种实践的结果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将瞿秋白及其译作《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人物。这两部著作是瞿秋白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品，前者的主要内容是对《反杜林论》部分内容的选译和概译，后者的主要内容是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下简称《理论》)⑦的转译。⑧这两部译作在1924年于上海发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作品。 一、选择性转译 选择性转译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明确目的性和主体性的选择过程，译者根据本国读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择其精要译为汉语，分享给中国读者。《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即体现了这一过程。 《社会哲学概论》是对《反杜林论》的节译和概译。《反杜林论》的现代汉语译文约为37万字，经瞿秋白转译后，《社会哲学概论》约为4万字。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了“比较连贯的阐述”⑨。而《社会哲学概论》的主题是“社会哲学”，意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社会现象中的一般规律。该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主要论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发展史；第二部分是“唯物哲学与社会现象”，包括“总论”“哲学”和“经济”三部分，论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相关原理，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和历史(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这与原著的构成有显著差异。《现代社会学》一书则是对《理论》的转译。后者的第一至四章主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第五至八章重点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瞿秋白将前四章转译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主体内容。因此，《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是瞿秋白根据中国现实需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从原文章节中选材，经选择翻译而成的“新作品”，与原著不尽相同。 从两组书中各选一例来观察与比较文本内容，详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