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个体与利基时空:一个媒介消费研究的新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曲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

移动互联技术正在破除大众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垄断,同时不断赋予个体更大的权利和自由,使得“秩序”所必需的一致性与确定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被重新定义。论文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消费行为特征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积极受众观解释力日渐缺失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以“超级个体”(Mega-individual)和“利基时空”(Niche time-space)新视角,在媒介消费研究中引入了“时空体积”(Time Space Volume Index)的概念,以探讨解释媒介消费者的决策机制,及其对产业发展的潜在影响。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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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明翰学派的“积极受众论”已然成为当代媒介研究的基本共识,他们认为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是积极的,在意义生产中拥有自主权。①诞生于电视全盛时代的“积极受众论”距今已有30多年,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引起了学界的持续探讨。

       国内学者金惠敏在对“积极受众论”的解读中指出,“受众”如何拥有“积极性”,如何保持“积极性”?在莫利(David Morely)那里仍没有答案。在面对“话语”生产、关联个体意识形态的同时,还需要完成一个社会本体论的受众概念。②牛津大学学者索尼娅·里维斯通(Sonia Livingstone)认为“积极受众”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目前复杂传播环境下的受众,她主张回归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理论,了解如今的“积极受众”具备怎样的特点,他们是如何参与到传播中来的。③我国台湾学者王宜燕指出,阅听人研究若改聚焦于阅听人接收后的实践上,实有助于解决“积极受众”研究传统忽视接收脉络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之弊病,也不会落入忽视受众能动性的文化帝国主义视角,以实践理论的结构化特性可兼容并蓄此传播研究裂隙。④由此可见,对于受众如何参与传播的实践行为研究,是延展出更符合当下的新受众观的研究基础。

       关于如何定义当下受众,近年来国内学者做了很多概念上的尝试:夏德元将新受众概括“电子媒介人”,称他们是为“手持大把电子媒介、随时发布信息并被众多电子媒介信息所浸没、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的新人类”;⑤何威提出“网众”的概念,用以概括全部网络化用户的集合;⑥李沁用“沉浸人”和“泛众”来解释新传播环境中的人,并提出在沉浸传播中,“人是终极媒介,是真正的超媒介,也是未来生物媒介的主体”;⑦曹家荣则将定义受众的视角扩展至科技哲学的“后人类”视域之中,将人定义为每一段“人-科技物-世界”关系之中的“混杂主体”。⑧以上探讨,足见受众层面观念的变革给整个研究界带来的深刻影响。那么,在传媒经济的框架下,如何理解媒介消费者?他们正在以怎样的形式参与媒介消费?看似碎片的消费中是否有秩序可寻?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媒介消费者:超级个体

       世界各国的传播学者都在个体化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简·梵·迪克(Dijik,J.V.)认为,“在个人主义的当代进程中,网络社会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了与网络相连的个人”,“网络是个体化的社会搭档”;⑨喻国明认为,“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构造”,“技术对社会中相当于物权的个体和群体的赋权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曾经面目模糊的原子个体,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和聚合,改变社会机构与权力格局”。⑩显然,个体化是媒介研究不可忽视的变革。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作为共同体对立面的“个体”概念不同,媒介研究领域探讨的“个体”更多是指媒介终端使用者,是不同媒介终端选择、接收、使用和再传播信息的个人,甚至是指使用者和终端的叠加。没有使用任何媒介终端的人,在传播关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大多时候不在媒介传播理论的讨论范围之内。依托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个人与技术终端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叠加之后的“个体”具备空前的自主性和传播权,在这里,本文尝试称之为技术和人性复合了的“超级个体”(mega-individual)。

       国际电信联盟2016年底的报告表明,全球互联网人数已达35亿,约等于全球人口的47%,社交账号注册用户数超过20亿,每个执掌媒介终端的个人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全球40泽字节(ZB,是计算机术语,代表的是十万亿亿字节)信息总量的制造,由于普及到个人的社交关系对媒体的嵌入,每个“超级个体”都可能为一个热点话题的瞬间崛起贡献重要的力量。被空前赋权的“超级个体”是流动的、是产销者、是自门户、是互释人。

       (一)流动性

       “流动的现代性”是著名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对当代社会的概括——经历了“固体阶段”向“流动液体阶段”的过渡。消费化、个体化、全球化、道德无根化是其根本特征。(11)有国内学者分析,同为“消费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与鲍曼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鲍德里亚的观点是基于“物的逻辑”,而鲍曼的理论是基于“人的逻辑”。(12)

       对生活在流动社会中的人,鲍曼有过一个鲜明的描述:“人们害怕被弄得措手不及,害怕没能赶上迅速变化的潮流,害怕被跑在了别人后边,害怕没留意保质期,害怕死抱着已经不再被看好的东西,害怕错过的调转方向的良机而最终走进死胡同。”(13)鲍曼认为这样的人性心理是当前社会基本的特质。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结构与传播的相互建设关系讨论深远,在传播界,有学者受流动性的启发开始研究“液体新闻”的生产;在媒介消费方式上,也有学者提出受众对于媒介的使用行为变成了“游牧式”(nomadic)——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使用媒介。(14)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16年的报告,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着移动互联网。如此庞大的人群不断在不同尺度环境中改变着位置,小到日常的交通位移,大到旅行、移民,这个过程中,信息“摘取”自互联网,又“播种”回互联网,不断在流动的受众中继续流动,真正的随时随地,随取随用。与特定场景特定节奏地消费媒介信息完全不同,流动的受众不但物理上是移动的,而且在心理上是急切的、跟随的,甚至是非理性的。

       (二)产销者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早在1972年的著作Take Today中就提出:消费者(consumer)通过电子技术将会变成生产者(producer)。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将两个词铸成一个词“Prosumer”,预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将开始模糊,两者将融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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