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媒介”为关键词，勾连起传播及其工具与“人类不同阶段传播文明之间的关联性”。①相较之前将“媒介”看作屈附于人、社会、国家的意志，并在传递讯息的实践中彰显其意志的“工具化”观点，此种将“媒介”主体化为传播研究检视焦点的思路无异于异端：媒介跳脱人的役使而成为社会传播环境的主导，并最终使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风貌，具有某种“垄断”性的影响力。② 关于“媒介”的讨论由是延伸出两种不同思路：在实证主义传播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这里，“媒介”等同于大众传播机构与内容，并被当作是国家、社会、组织同个体间直接且必要的连接和中介物(即“媒介”乃是一种传递信息或价值观的中性工具)；③而自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开始，“媒介”被广义地界定为“人的任何延伸”，④因而包括货币、服装、住宅、城市在内的一切人借以经验社会和自然的“中介物”均天马行空地进入“媒介”的“能指”域。同时，在与人、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媒介”被提升到“主体”的地位。正如约翰·汤普森(John B.Thompson)所指出的，“媒介”所影响者，“不仅止于个人的意识层次，更扩及社会集体生活”，因而媒介乃是“社会中‘中介的社会性’无法忽视的建制”。⑤ 从大众传播机构与其内容，到货币、服装、住宅、城市，实证主义传播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对“媒介”的定义明显不同。“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⑥实证主义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同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在“媒介”定义上的分别，以及后者何以将“媒介”问题主体化社会生活中独立的“建制”，⑦而不仅仅以“工具”论之，都需要我们再仔细爬梳其各自在讨论“媒介”时的“论域”和出发点。 在这种对“论域”重新爬梳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物”化媒介理解的思路：⑧即“媒介”既不是实证主义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之中性的“工具”，也非某种先验的逻辑和法则(“媒介”在传播中并非纯粹地是“客体”或“主体”)，而是“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传播要素的“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其意义在于为不同传播要素间的互嵌和转换提供可能。由是，“物化”的媒介如何为不同传播要素的互嵌和转换提供了丰富可能性，以及不同“媒介”所代表的不同“可能性”之叠加如何构成今日人类传播的复杂图景，构成媒介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从“社会如何可能”到“人如何存有”：“媒介”研究的视点转换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将传播区分为“操纵式传播”(manipulative communication)与“分享式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⑨其中，“操纵式传播”更多侧重传播/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使普及于大众”与“传递”的意涵，⑩强调“给予/告知”(imparting)信息，因而与对话和互动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11) 显然，20世纪40至50年代肇兴于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便是以“操纵”的观点切入对传播的讨论。以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对移民报刊的研究为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帕克将报纸传播信息的意义指向促进外来移民融入美国社会，从而有利美国国家目标之实现、社会正常运作：“一部分移民与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在报纸上的言论有可能激起与我们国家之目标有违，或者干扰社会机体正常运作的行为……通过鼓励移民报纸强调其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我们相类似的地方，或者展现出对美国人友善的一面，有可能加速外来移民‘美国化’的过程。”(12)在这里，外来移民通过阅读报纸接受到的信息(尤指有利于移民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的信息)，相比移民报刊发送信息本身更为重要。这种“重要”乃是指接受信息这一行为本身即发送了某种“信息”，(13)一种基于实现国家目标和社会机体正常运作之目标的民族融合，在外来移民阅读报纸的过程中被逐渐实现。 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催生出包括外来移民的融入、政治选举、战时宣传等一系列问题，这构成了实证主义传播学20世纪40-50年代在美国社会肇兴的现实需求。由于传播研究被放置在政治、社会这样的宏观命题下展开，加之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的飞跃性发展，都使实证主义传播学对“媒介”的定义基本局限于大众传播媒体。诸如广场、建筑物等实体空间，(14)以及口语、手势等个人表达手段则在传播研究里湮没不彰。 同时，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既因解决社会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起，便刺激研究者在研究中采纳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传播不再是“个人表达的问题”，而成为了“彼此相关的实践问题”，“在组织并控制利益群体的工作中，它们被赋予重要的角色”。(15)传播的意义既被功能主义地界定为“组织和控制利益群体”，则“媒介”(更多是指大众传播媒体)自然就被当成是国家和社会组织、控制利益群体的“工具”。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之所以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乃是由于“人”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被孤立为“原子化”个体。正如美国心理学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心理学原理》中所指出的，每一个人都将宇宙分为两半，以“我”与“非我”区分两者。(16)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将“我”与“非我”的产生归于个人生活经验之不同。(17)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媒介”(大众传播媒体)的意义在于准确地将我的所思所想发送到你的头脑当中，从而打破“我”与“非我”的界限并分享意识。这乃是一种打通“我”与“非我”隔阂的“传心术”(telepathy)，(18)是一种撒播(dispersion)和劝说，借以引导和管理公共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