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上古史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得益于研究方式上的两种新取向：一种是凭借考古资料来解读传世文献史料中的难题，或直接来复原历史；另一种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与材料，为历史的理解、解释与评价提供类比研究的新证据。前一种研究方式，现今已成为上古史研究的主流取向，为学界普遍接受和重视；不仅涌现出众多以“新证”著称的论著，还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的理论著作。①后一种研究方式虽然也出现过一批以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见长的史学名著，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1941年)、杨宽的《古史新探》(1963年)等，但至今还处于上古史研究的“旁支”。不少学者对这种研究取向的合理性、有效性仍然心存疑虑。②也许是得自世界各族的文化人类学知识与中国上古史缺乏直接联系，也许是先行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中出现过一些失误，所以这种研究模式尽管在西方史学界开展得有声有色，③在中国上古史学界却难以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而原本它应有更好的发展前景。④ 本文以李玄伯的上古史研究为个案，讨论他在借鉴文化人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史学借鉴文化人类学的限度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反思。李玄伯早年以《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1924年)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后凭借《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名重一时，获得了顾颉刚、徐旭生、齐思和等史学名家的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再度兴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在史学界的引用率居高不下，但从学术史角度研究该书成就的论文仅有三篇，即李培林的《李玄伯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徐韬的《李宗侗学术初探》和黄远东的《试析李宗侗古史研究成就——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他们或详细勾勒李玄伯的生平，或分析李玄伯治学理念的转向及其原因，或讨论李玄伯在比较古史学方面的成败，但很少涉及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得失。⑤然李氏治史的主要特色却是对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认同与借鉴运用。由此出发，我们再来追问：李玄伯的治史重心为何能实现由考古学向文化人类学的转变?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对传统经史之学有何突破?对今人来说又具有什么启示意义?这些正是前人缺乏深入研究而笔者试图加以突破的问题。 一、李玄伯治史理念之转变 1924年，针对“古史辨”论辩双方由于缺乏有力证据从而导致在许多争论中莫衷一是的情形，李玄伯发表了《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指出要想解决双方的争议，光靠“载籍”是不够的，还需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⑥“故宫盗宝案”发生之后，李玄伯蛰居上海，致力于翻译法国史学家古朗治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在译书过程中，他意识到东周社会与古代希腊、罗马有诸多可资比较之处，许多古老的历史之谜则可借助文化人类学而得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写成的，李玄伯因此成名，可谓因祸得福。 在李培林看来，李玄伯治学理念之转向发端于对实证主义方法局限的认识。⑦其实，这只是转向的一个缘由，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研究上古史的新工具，当然，这个新工具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具备各种条件。 首先，他在法国留学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当时他有幸结识了法国学者葛兰言，准备追随其做博士论文，“后来因为家中催我回国而作罢”。⑧葛氏的中国上古史研究独树一帜，其特点就在于不借助任何考古资料，仅凭借传世文献和社会学眼光就揭示出许多传统经师所没有发现的问题。⑨李玄伯研究上古史的路数与此一脉相承，可谓葛氏的精神传人。其次，他在翻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更取旧读之社会学民族学书重细阅之”。⑩可见早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之前，李玄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基础。第三，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思潮对他产生了直接触动。其时有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借用文化人类学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如江绍原、陈顾远、夏曾佑、吕思勉、郭沫若、李安宅、冯汉骥、凌纯声、芮逸夫、顾颉刚诸人，就系统性而言当首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史学风气“转向社会科学”。(11)李书成于郭著之后，且对郭沫若的观点与方法多有商榷。可见，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思潮也应当是导致李玄伯学术理念发生转向的思想来源之一。 留学之前的读书生活也为李玄伯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知识，(12)法国求学的经历帮助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人类学眼光，翻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激发了他整合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灵感：三代之世，去古未远，保存了若干初民社会的文化遗迹，因此，得自初民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对于解释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生命礼仪、社会组织、亲属称谓、宗教信仰等问题具有很大帮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的兴起则为他的学术转向提供了时代驱动力。 二、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契合 李玄伯在借鉴文化人类学之时，首先思考的是历史研究借鉴文化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国自古就有“礼失而求诸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古之中华，今之夷狄也”的说法，也就是说后进民族中保存了一些先发展民族早期的史影。不过，古人更多地着眼于不同民族文化发展快慢的原因及其评价，近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家则借此发展出一套借助当代部落社会研究人类上古史的方法，即借助初民社会的知识解释人类早期历史文献中所保存的“没有意义的习俗”。(13)该方法传入中国之后，对上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广大史家进行类比研究的本体论基础。但很少人认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何以确定当代部落社会保存的就是古代人类社会的“遗迹”?何以确定在二者之间进行类比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