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20-10 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轰动一时。相较局部抗战时期的其他著名抗日之役，如：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察哈尔抗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既非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亦未曾接收任何源自南京方面之援助。相反，察哈尔抗战的勃兴，因迅疾遭到国民政府的全力绞杀，旋即重挫，无果而终。南京方面所以如此决绝，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其中，察哈尔抗战牵涉彼时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朝野竞逐，无疑是重要诱因。换言之，南京方面的决绝态度与狠辣出手，正是党内朝野竞逐白热化的直接表现。作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内在野势力的精神领袖，胡汉民的影响贯穿察哈尔抗战始终，乃立于冯玉祥、方振武身后，进而与蒋介石真正博弈者。所以，厘清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察哈尔抗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在该问题上，随着近年来海外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使用，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①惟既有研究，尽皆阐述胡汉民对察哈尔抗战的种种影响及所处角色，而在察哈尔抗战对胡汉民乃至整个国民党在野阵营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方面，则付之阙如。即便在论述胡氏对察哈尔抗战的影响与作用方面，已有的研究尚嫌粗略，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综合相关史料，做另一种诠释与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原貌，对解释和澄清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相互关系问题，能够更为准确全面。 一、运筹与策动：胡汉民的华北政略演变与察哈尔抗战的勃兴 察哈尔抗战的勃兴，并非仅仅源自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军事将领的抗日爱国热忱，及激于国民政府秉持对日妥协政策的义愤。胡汉民以反蒋为最终鹄的，对华北地区进行持续的政略运筹与策动，乃造就该地抗战勃兴的重要动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察哈尔抗战构成胡氏华北政略的全部，抑或胡的华北政略施用一成不变。事实上，就结果而言，察哈尔抗战仅仅是胡氏华北政略的组成部分，并非全貌，只因其浮出水面而备受瞩目。就过程而论，胡的华北政略施用呈现一个随着形势发展而持续演变的脉络，察哈尔抗战作为这一脉络的重要节点，其勃兴有形势发展使然的因素，远非胡汉民初始即已洞鉴。 1932年初，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在广州成立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引者注)，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行使职权。胡汉民等人遂利用该两机关对抗南京政府，形成了“胡汉民—蒋介石”“西南—南京”的对立。②对峙之初，胡汉民所面对的形势颇为微妙。依大势而论，彼时淞沪抗战正酣，国民政府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肆应，致物议呈鼎沸之势。对于以抗日反蒋为政治号召的胡汉民而言，正是力求一逞之机。与此同时，积极于华北串联旧部共同起而反蒋的冯玉祥，于1932年3月间主动接洽胡汉民，希冀合作反蒋，要求“西南方面联络闽、赣、湘、鄂等省，合谋举兵”。③然而，西南阵营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陈济棠，此时正忙于内部的翦除异己，巩固“南天王”的统治地位。在处理与南京的关系问题上，陈寻求主动“改善关系”。陈甚至在1932年4月间，有意取消西南两机关，“改为粤桂绥靖公署”。④此议虽因胡汉民力持异议而作罢，但胡欲于粤另行组府，以左衡南京，无疑已是窒碍难行。鉴于此，彼时奉派赴华北策动反蒋起事之陈中孚对胡建议：“盖对方犹利用傀儡政府于洛阳，国人不察，易为号召。吾侪非设政府，不足与抗衡也。欲设政府，粤省当最为适宜，如粤不能为，非从北方策动大局不易着手。欲策动北方时局，非去平、津孺子(张学良——引者注)不易成功也。”⑤衡诸后续举措，胡汉民无疑认同陈中孚之议，通过华北政略的施用破解困境。 胡之华北政略的核心在于，藉去张学良代之以冯玉祥，而策动华北首起反蒋大旗，嗣后借北方大势促陈济棠率西南实力派跟进，最终达成南北呼应共同倒蒋的目标。华北地处要津，南京国府因关河悬远而对之鞭长莫及。因此，该地历来反蒋势力丛集，尤以“扩大会议”为极致。中原大战后，蒋以张学良统摄华北，防阎、冯等死灰复燃。由是观之，胡谋以冯代张，进而策动华北起事，倚为反蒋先声，确是允当之策。 1932年8月，行政院长汪精卫与张学良因华北抗日问题而生龃龉。汪氏去张之念虽坚，无奈蒋介石左袒张甚力，愤懑之下，以辞任行政院长逼张下台。胡汉民见有机可乘，遂致电汪精卫，图联汪倒张，称：“去张目的在抗日，若继者仍是此辈，固无望，且在夫己氏旗帜之下人，知其难。故能以焕章(冯玉祥——引者注)领平、津，上也；次则以抗日救国号召，同时注重党之团合复兴，如弟与兄在上海时所言。”⑥汪虽未纳此议，但胡彼时扶冯代张之意已显露无遗。 运作扶冯代张的同时，胡汉民在助冯起事方面，不乏大手笔之作。1932年9月，胡遣曹四勿赴华北见冯，在以监察人身份发展其加入“新国民党”后，向冯转交100万元，以为组织武装起事之用。⑦此款于彼时而论，不可谓不巨。西南内部，粤省以40万即可创建一师武装，桂省一师武装的创建费用仅为10万元。⑧对外金援方面，纵观粤省1931-1932年间的援外款项分布，单笔百万之数，已是最高。勉与之可较者，“1932年8月11日，陈济棠特汇20万元补助十九路军军饷，不久又令省财政厅发给十九路军军费80万元，省财政厅的正常支出为此停支数日”。⑨ 胡汉民虽可操控西南两机关，但两机关经费却须仰赖陈济棠，财政状况也只是“小笔无问题，大笔者筹垫不来”。⑩所以，予冯之百万巨款，应源自陈济棠。西南元老萧佛成曾言陈济棠，“性吝而怯，不可太迫之，使举非常之事，即迫其以大款济人亦可不必”。(11)此次陈掷出百万，可以想见，应为胡汉民颇费工夫的结果。然而，武装起事一旦发动，需款浩繁，非稳定及时的金援不能建功。对此，胡虽尽心，但全仰陈济棠鼻息，为嗣后冯玉祥的失败埋下伏笔。 除却金援，胡为保障与冯处联络的顺畅及时，在沟通管道方面，也曾着力。早在1932年7月间，胡已派上海“新国民党”的活跃分子何世桢、任援道驻冯玉祥处，相对应者，冯玉祥则遣张允荣、黄建平驻胡汉民处。(12)此外，上海“新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如：程潜、李烈钧、熊克武、陈中孚等，在胡汉民与察哈尔方面的沟通联络方面，亦曾发挥过重要作用。(13)由此观之，上海“新国民党”组织是胡汉民与察哈尔方面的联络枢纽。所以如此安排，沪居地利之便，沟通南北得天独厚，固为一端。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新国民党”组织的人员配备，颇为合理。何世桢、任援道、陈中孚对华北军政情形相当熟稔，程潜、李烈钧、熊克武等皆行伍出身，通晓兵事，与冯玉祥保有不同程度的交谊。特别是程、李二人，俱属党内元老，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在具体的沟通协调过程中，较易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