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被誉为由北京大学国文门出身的“旧国学传人”，又是公认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宗师”，在新旧之间经历了20余年的过渡。①但对于其人学术路途上的此一重大转折，既有的解释并不见得完全充分。②若自范氏著述生涯起始加以观察，或许是可行之道。学者咸认为范文澜在20世纪20年代于南开学校任教的五年，为其人生的重要阶段。而且正如蔡美彪所言，从此“确定了他作为革命者和学者的人生道路”。③具体而言，范氏在1922年9月“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④次年开始兼授南开大学之国文课程，步人大学讲堂，正值三十而立之年。根据资料显示，范文澜在1923年9月应南开大学部之聘，教授预科国文。⑤范氏在此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龙讲疏》，于学界初试啼声。然而，当时范文澜是在怎样的学术典范下工作的，如何将其早期著述在民初的学术脉络中加以适切之定位，似乎未曾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就连当事人亦讳莫如深。本文拟对此进行详细考察。 一、《文心雕龙讲疏》之成书及其评价 据《南开周刊》1925年10月的报道，范文澜所负责的“大学二年国文”，学程分三节，如下： 1.史观的中国文学 以文学史为主体，附选历代诗文名著以资例证，俾学生于各时代文学状况，得有明白具体之概念。课本：自编 2.文论名著 拟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课本：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 3.国学要略 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三部，其目的在使学生明悉经史诸子之源流得失，考证不嫌稍详，条理务求昭晰，为探研高深者示途径焉。课本：自编⑥ 这门课从中国文学史各个时代的通盘解说，到经典文论选读，再延伸至集部以外的其余三部，循序渐进，可见其学术观念之梗概，大略仍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来部勒国学，而非采取现代西方的学术分科。但范氏已有平等的眼光，以及强调贯穿文学史的发展概念。规定使用的三节课本之中，唯有标明《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盖此书方于1925年10月1日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定价大洋一元六角。书前有梁启超为之序(题署时间为1924年11月)，首先感叹：“晚近学子，好诋前修，而自炫新异”，“扬己抑人，甘于谫陋，其何能读古人之书，而默契彦和(按：指刘勰)之深意乎!”这或许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感而发。接着说明是编乃因张伯苓取而见视，“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按：亦指刘勰)也，爰乐而为之序”。⑦梁氏于此前两三年即有在南开大学新校址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之议，最后虽似因经费困难，募款不易，以致未能实现该项计划，但已可毕见他与南开的特殊关系。⑧当时在公开征求赞助的启事中，梁启超提示“教导以外拟办诸事”的第一项，便是“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译[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此条尚在第二项“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以及第三项“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之前。⑨范文澜此书之作，既暗合梁任公原有倡议，又有“通人之说”为己助，理当能获得他的赞赏。 事实上，范氏《自序》早已和盘托出其书之学术渊源：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辞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⑩ 在北京从学于黄侃，自然是指范文澜就读北大的时期。(11)陈平原指出：“按照当年北大校方的有关规定，每门正式课程，都必须为学生提供即便是十分简要的讲义。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讲义修改后正式出版，往往便成了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氏所举实例即为民初代表桐城和选学两大文派的四部著作：林纾之《春觉斋论文》、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刘师培之《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及黄侃之《文心雕龙札记》。四者原先皆为北大的授课讲义。就北大国文门的学风而言，选学派压倒桐城派，也就意味着后两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传授的“文学史研究”，盖过前两者着眼于实际技能训练之“写作练习指导”。(12)范文澜曾对蔡美彪表示，他大学本科那一班是“文选派”，自然就顺带承受了刘、黄二氏应用在教学法上之文学史概念，而思有以精进。(13)范氏在南开更继承其北大师长编写讲义以成著作的传统，传扬黄侃之《文心雕龙》研究，因此其序言起始曰： 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14) 文末署为“中华民国十二年绍兴范文澜”。1923年范氏才刚开始兼授南开大学部之国文课程，既然此书乃历一年方得初稿，只能解释成他在南开中学部的国文教学，便是以《文心雕龙》为主。其后则以此“文学嫡传”作为“学术正统”(15)，“逐食上庠”。 从《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史来说，生前出版著作不多的黄侃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其《文心雕龙札记》被公认为承先启后、开创风气的一代名篇。论者常引用黄门弟子李曰刚的话来加以说明：“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16)牟世金继而指出，此书“虽问世稍晚，但它是在1914年至1919年讲授《文心雕龙》于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换句话说，黄侃最得时代潮流之先，成就既高，影响又大，使《文心雕龙》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龙学”。(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