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1-0084-18 1935年1月，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一般简作《宣言》)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议。尽管《宣言》的产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不论是批评者还是捍卫者，更多侧重于趋新或守旧的面相。常乃惪则提出了一个参与争论的“名角们从来没有提到”又“确是最关根本的问题”，亦即他们“一向未注意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两个命题间严重的区别”。②如果删去后面共同的几个字，他想辨析的，就是“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区别。 常乃惪的眼光是敏锐的，国家与文化的关系正是那次争论隐而不显的一个核心。十教授的口号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实际侧重的则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更多指向了非文化面相的国家实体。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有时甚至形成了对立。与之相应，很多讨论者嘴里说着文化，心里想的更多是国家。《宣言》引起的争议表明，以文化说国家的取向本身就带有难以化解的困窘。但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国家而要从文化入手，却揭示出更深远的问题。 近代西潮东渐，以“现代”和“世界”为时空衣冠的西方，自成体系，咄咄逼人，既不轻易让人进入，更不许人自外。③民族(nation)、国家(state)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的引入，④让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发生了不小的转变。在西潮荡击下，“天下”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⑤向内转化成了“国家”与“社会”以及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意义的“文化”。⑥由于外来的“国家”概念一身兼有nation和state二义，遂与带有民族(nation)意味的“人民”和处理政事的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联。进而因国家功能的凸显，“国家”又与“文化”衍成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⑦ “天下”的多重裂变使“天下士”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但作为实体的士人又无法推卸澄清天下的责任，他们的关怀也随着“天下”的转化而转变(包括有意的、无意的甚或被迫的)。身逢天崩地裂的过渡时代，自己的身份和认同也在过渡的读书人，其实面临着顾炎武口中“亡国”和“亡天下”的双重危难。他们必须承担的“救亡”重任意味着要同时救国、救民和救文化，三者却已不是一个整体，不时可能需要进行先后轻重的选择。 近代新兴的“国家”和“文化”，多少带有以前政与教的影子。然而“天下”存在时，政与教是互为表里的；“天下”既崩散，则外在的世界，内里的国家、社会和人民，都带有对应甚或对立的意味(程度容有不同)。至少实体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间已隐存几分紧张，甚至形成某种“竞存”的关系。从清末开始，“教”与“国”就被视为对立的因素，而“亡中国”和“畔文明”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更揭示出民族论述与世界眼光之间的紧张(详后)。 本来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思想转变，就是放弃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观念，而接受了以实体国家的强弱决定文野区分的外来见解。⑧《宣言》却试图通过文化建设来拯救实体国家，即使不是有意的反思，仍表现出某种转变。且类似的转变趋向在与《宣言》商榷甚至正式反对的言说中也隐约可见，表现出某种思想大转变的萌芽。 文野之分是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大主题，而国家与文化的关系是近代“天下”崩解后长期持续的重要思绪。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探索中国的主体性究竟落实在国家还是文化或国家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合体之上以及应当怎样维护中国的主体性。过渡时代世界眼光与民族论述之间特有的紧张，使本可互补的国家与文化衍化成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这或是提倡“本位文化”者从文化入手维护国家的原因，也酿成了以文化说国家的困窘。 引言：世界眼光与民族论述的紧张 就像西方实际掌控的“世界”是一个体系，近代入侵中国的西潮也是一个整体，涵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面相。西方是有备而来⑨，而中国人是在文化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称“学战”的重要，⑩文化差异随之受到读书人的关注。更因过去认知中的“天下”向外转化成了“中国”与“世界”，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差异的探讨，多少都与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密切关联。把文化和民族、国家结合起来，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文化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倾向。 我们现在习惯把国家(且往往是后起意义的所谓民族国家)当作历史分析的单位，多半是受到外国史学的影响。其实在欧洲，国家史虽然从16、17世纪就已出现，大体到18、19世纪才广泛流行。也在这时候，出现了以文明(civilization)为考察单位的历史著作。(1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世界”本身的现状和历史成为思考的对象，世界性的文明和文化一度更受关注，斯宾格勒(Oswald A.G.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12)、韦尔斯(Herbert G.Wells)的《世界史纲》(13)和后来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历史研究》(14)等，都是这一倾向的代表性作品。(15) 早前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学者，很少考虑今人关注的历史分析单位一类问题。当他们写《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廿二史札记》(赵翼)和《廿二史考异》(钱大昕)时，自然而然就那样做了。天下就是他们看历史的空间范围(实际的和想象的)，过往的朝代就是他们考察历史的时间范围。何为历史分析单位，不是他们心中的问题。其实即使号称“研究”历史的今人，若不经提醒，往往也不会特意去考虑它，因为我们已大致习惯了世界与中国的区分。(16)而在“天下”转化之初，外来的“国家”意识还是一个兴起中的范畴，以什么为分析单位，还有体察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