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党化教育小议

      一、战前党化教育的回顾

      孑民逝去，盖棺论定，其在中国文化上之影响如何，吾不敢武断，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蒋介石日记(1940年3月7日)①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蔡元培既是国民党领袖，又是著名教育家。民国初年，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最为学界所推崇。但他的教育理想，同坚持“以党治国”为理念的国民党并不合拍。因此，在他去世后两天，蒋介石对蔡氏“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直言不讳地评价是“有罪过”的。

      事实上，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教育领域就明确提出“党化教育”。此后在名称上虽有变化，又称为“三民主义”教育，或两词并用，但实质是一样的。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即从制度层面确立党化教育。是年6月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学生运动应统一在党的指挥之下。”③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行《大学章程》，更是明确规定党义课程为各科共同必修课程。④《私立学校规程》规定私立大学立案时，必须呈报党义课程的实施情况。⑤国民党中训部还特别制订《审查教科用书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审查标准：“以党义为主，其他各项次之”，只要“党义方面‘不及格’，其他各项不论有无错误，皆认为不及格，不准发行”。⑥其目的就是借此“统一全国思想，使全国民众切实认识本党主义、政纲、政策，贯彻以党治国为本旨”⑦。

      与蒋介石矛盾颇深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坚持党化教育的立场上，同蒋介石高度一致。他在1929年双十节演讲中，针对蔡元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贯倡导的“教育独立”，予以严厉的指责：

      教育不可无主义，主义只能宗于一。我们现在既以惟一的三民主义救国、建国、治国，教育是不能跳到国家范围以外去的。当然也只能宗于这惟一的三民主义而不能兼容其他主义，否则还是等于无主义。我国教育界中，向有认为教育不应该拘执一端，故步自封，而当包罗万象，以见其博者。直到现在，还有一班人如此主张。细为设想，流弊实大!

      为此，胡汉民特别强调：“我们必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摇动了我们已定的教育宗旨!”“必不许教育独立于此惟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⑧

      事实上，教育界人士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多持否定态度。当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之初，胡适即明言：“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⑨两年后，他再次公开呼吁“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至少、至少应该做到……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⑩胡适因指责党化教育为“党八股”而遭到国民党中训部的训诫，中训部还指责胡适“近年以来，凡发言论，每多荒谬，请予严惩”，并为此通令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主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11)同时，国民党针对宣扬与之对立的思想言行，予以严厉镇压。如1929年5月，国民政府就曾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由，封闭了华南大学、大陆大学。(12)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国民党千方百计加强党化教育，严格规定各大学党义教师必须经过中央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审查派遣。但历年来各大学审查合格的党义教师数量均少得可怜。依表1计算，各大学平均每千名左右的在校生才“有幸”摊上一名党义教师。据说当时南京全城各大专院校教授党义的教员仅有一人。(13)可见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尽管国民党一心在全国推行党化教育，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由于其独裁统治的力量不足，难以真正全面实现。加之教育界自由主义思潮的弥漫，党化教育的实施严重缺失，相关法规难出首都南京城。1933年任鸿隽在北平发行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文挑战国民党现行政策。他说：“党化教育，几乎成了一个矛盾的名词。那就是说，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而党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14)由于任氏长期担任中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负责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南京当局始终拿他没有办法。正如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以南京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看做党国文化的产品，与北京的悠久传统以及上海的新锐专业知识对比交错，共同形成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图谱。”“这个体系以国家的资源推进‘党化教育’，在风格与内容上，与上海、北京鼎足而立。”(15)

      二、战时党化教育的强化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外敌侵略，为集中全部人、财、物力抗敌御辱，势必执行一定的战时统治政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战时执政的国民党也不例外。为了适应战时需求，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保证教育事业不因战火而中断，同时又要求它能最有效地为抗战建国发挥作用，政府必然要对教育事业进行一定的统制。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言：“若由全世界近代史中来看，这是极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政府不想控制教育，何况是有四千年政教合一的传统，又正在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国!”(16)

      但在战时中国教育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社会各界举行谈话会。胡适即向蒋介石提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教育。”(17)而另一代表刘震东则主张“党化教育”，双方“言语间颇有冲突”。(18)此后不久，国民党即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口号。(19)国民党借抵御外侮，力图强化“党化教育”，统一思想，凝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