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1-0139-14 1924年1月，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首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设置中央机构，以强化党权和“文主武从”的意旨。为在军队中体现党治和文治的精神，改组后数月，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率先引入党军体制，作为国民党政权塑造党化军队的开路先锋。从早期制度设计而言，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别党部制相互连接、相互支持，以提高战力、以党领军、中央集权、文主武从等。从法理上讲，军事长官(武人)拥有指挥部队的“能”，党代表(文职①)拥有领导部队的“权”，②以保证军队忠于党的政治路线，树立文人占据多数席位的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军队的领导权。 1925年，孙中山离世后，文人汪精卫于7月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更是国民党突出党治和文治的表现。国民政府为统一军政，决定向各路建国军推广党军体制，收束各军事实力派。自此，汪与文主武从的原则和党军体制的命运牵连甚密。 学界对文武关系和党军体制的研究，成果时现，但就文人汪精卫和党军体制极其重要的联系，却少有论著发表。③这与汪在推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也使得关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有所缺憾。本文将汪的政治际遇放置在党军体制的推展之中，从几个要点入手：汪对党军关系的认知、孙去世前后的文武关系、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之争，以及汪精卫蒋介石摩擦对党权和军权的影响。其目的是更好地体察文武之间主从关系的变动，深层次揭示国民党政权政治运行的真实逻辑，找寻其发展兴亡的若干历史因由。 一、孙中山去世前汪精卫对党军关系的认知 虽然国民党在改组前长期偏重于军事活动，党事、国事和军事的关系却一直没能理顺。与许多党员一样，汪精卫羡慕欧美式民主政治对军人势力的制约。中西一对比，汪更苦于国内军阀纷争的时局，找不到“可以制军人的死命”的“高过军人的势力”的“民主”方法。此时的汪，更多考虑的是用欧美式的民主途径，“造成国会政治”，管束军权。汪甚至进一步开列了推倒军阀的程序：“第一要有相当的组织，以积聚民众的力量。”“第二要有物质上相当的预备。”有了这两种“预备”，就有了“高过军阀的势力，军阀可以不推自倒”。④ 十月革命后，国民党内不少人萌生了向苏联学习以党领军治军方略的念头。但具体如何施行，国民党一时找不到善策。直到1924年“一大”召开和黄埔军校开学，国民党政权才真正打开了一扇以俄为师、建设新军、改造旧军的大门。在苏联顾问的劝说下，强化党力，以党领军，文主武从，成为党内许多高层人士尤其是文职高官的共识，汪精卫就是其中之一。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汪精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汪祝词读毕后诠释创校目标，强调黄埔应把理与力合为一起，办党为理，办兵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动势力，补理所不及，借以突出党与兵相依为命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⑤汪的语意是：国民党要为国家指明出路，做国家的引路人，党、国一体；军校及日后由其而生的军队，要成为党实现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护卫党，成就党；党、军必须合而为一，不能再走以前党事和军事分离的老路。汪语核心之义是：党为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军事是手段，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服务于政治。 或许有感于汪精卫对党军关系的领悟，1924年7月15日，孙中山任命汪为各军政治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⑥这一纸任命状，正是一大后国民党政权以俄为师，预备以党领军、以文制武的相应产物。按照苏俄军事顾问高和罗夫的规划，政治训练委员会未来工作包括：“领导全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在联军中设立政治机关，在军师一级单位中派驻党的负责代表。……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阐明军事行动的目的。”为避免“把将领吓跑”，高不主张“迅速而全面地改组联军”。⑦可惜，仅隔3日，高于18日晚在石龙江面失足落水而死。⑧尽管失去得力的军事顾问，但汪主持的筹备委员会很快进入角色。8月2日，在汪牵头下，“开各军政治训练筹备委员会，拟招生百人，组织政治讲习所一，直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受课期为三个月，试验合格后给以证书”。⑨ 汪精卫为调整党军关系和文武关系预先布子的谋划，遭致相当大的阻力，以致8月13日政治委员会不得不“撤销统一训练处”。汪统一训练之意虽被打消，但“仍以蒋中正办理军事训练，汪兆铭办理政治训练，俱以鲍罗廷为顾问”。⑩因时局急速变动，(11)加之各支建国军的抵制，汪对官兵进行政治训练的设想暂告中止。 这些部队虽然以“建国军”命名，却都实行雇佣制，私属性很强。军事首领一向把队伍看作私有财产，甚至利用家人共同管制部队，(12)不愿意接受党组织的束缚。那些部队的士兵识字率不高，没有多少政治认识，缺乏国家观念。(13)中共中央称此类军队的运转套路为“封建的军阀政治”。(14)这样的队伍，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政令难出帅府大门的政权的辖制?又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文人汪精卫的政治训练?可以说，国民党改组后，汪最初接受孙交给的对部队官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就因武人的阻挠而搁浅。这表明，尽管党的中央机构文职人员的数量占有明显多数，但武人对中央的决策如同改组前一样，依然有相当大的应对力量。“文主武从”或“武主文从”，远非体现在中央机构的名单上这般简单，而是自改组和引入党军体制起，文武双方审视与较量的意味即随之而生、随之而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