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12-0026-16 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一、“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 不止是年轻人，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①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②。“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化大革命”、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解放。这一道理如同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乡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而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④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⑤。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⑥。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77年和1978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例如，薛暮桥1978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他还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现在管理体制根本缺点是，不管是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而因为没有外汇，需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而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得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共花了8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⑦因此，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