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1-0081-0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7月至1932年4月间先后攻打了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省城或区域性政治中心城市。史学界对此已经有过一定研究，普遍认为攻打长沙和赣州分别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即“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第一次“王明路线”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表现，而攻打吉安则是在纠正攻打长沙错误、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一次成功的城市攻坚战例，为开辟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首先不应该单纯以战役成败作为衡量战役本身价值的唯一标准；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不绝对排斥对部分中心城市的夺取和对城市工作的认识与探索。因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大城市的经验，理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实践加以总结。 一、两次长沙战役前后的城市工作思路 两次长沙战役，特别是第一次长沙战役期间对长沙的成功占领，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代表性证据。因此，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有关城市工作问题的考察，有必要从长沙战役开始。 早在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就指出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与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说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决不是说要红军等待城市无产阶级暴动，不注意配合。”但另一方面，“等待配合同样的是错误，如果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无疑的是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已经到了极点”。总之，“我们提出没有工人领导的城市工人暴动，革命不能胜利，是更加紧城市工作的意义，决不是要红军等待工人暴动”。[1]P104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表现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在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与城市工作低迷现状之间的矛盾心理。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更是通过“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高度亢奋的乐观预言，直接驳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是极端错误的”。决议坚持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总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并指责“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决议认为“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这实际是为长期满足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红军规定了服务于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阶段性任务。[2]P120-1316月15日，中央进一步致信指责红四军前委的所谓“农民意识”，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的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杀尽农村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人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中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有可能”。[3]P139 1930年7月27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但是8月6日即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被迫放弃长沙。红军第一次攻打长沙的胜利给中央进一步宣传以攻取武汉为中心任务的全国总暴动以信心和佐证：“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小，可是在何键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键军队更迅速的动摇而完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4]P240因此，中央自然无法接受长沙的得而复失，认为“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速解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没辙是很严重的错误”。[5]P2471930年9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总结了第一次长沙战役的经验。他认为在军事上没有在进攻阶段及时摧毁敌人战斗力，给予敌人反攻的机会，即“主观上不能将进攻策略予敌以集合残部调动所有力量反攻的机会，没有促进全省政权保护全省政权消灭敌人之主力部队采取进攻策略连到几省胜利而推定全国革命高潮”。相反，“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6]P156 其实，红三军团对长沙的攻取并非预先计划的实现，而是在粉碎敌军围攻过程中先击溃敌军，并进而在追击过程中乘敌方混乱之机攻入长沙的。再说其兵力也还根本达不到彻底摧毁湖南敌人的实力。但是在进一步的总结中，彭德怀指出了第一次长沙战役期间党和红军城市工作准备的不足，即“围绕着长沙的重要城市如湘潭宁乡岳阳湘阴株洲等处，没有党的群众工作，城市也没有组织，不能予红军以行军的便利”。[7]P383-384 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关于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指示中，一方面要求红军在攻占长沙后，“应调转主力击溃江西主力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使湘赣主要敌人击溃的条件下红军应向着武汉中心前进”。从上述指令来看，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在要求红军继续贯彻所谓“饮马武汉会师长江”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红军“占领长沙后便须立即召集大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临时政府)”，为一个月内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的中央政府做准备。中央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因为“现时散乱的苏维埃政权还算是农民苏维埃政权”，因此“我们必须坚决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才能领导苏维埃革命到底于完成，才能更加影响非苏维埃区域和广大群众一致行动起来”。[8]P380这说明中央试图把夺取长沙作为整合农村苏区战略资源、推动全国苏维埃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关键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