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共党史上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这是就实践而言；就思想理论而言，则是“左”倾教条主义，而且正是它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还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是理论成熟与辉煌的延安时期(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左”倾或“左”倾教条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则鲜有系统探究，即使涉及也多是作为“反面教材”。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对土地革命战争十年间，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作出较为系统、客观的梳理，重在呈现其轮廓、脉络和复杂的思想图景。进一步言之，本文的研究视角，一是聚焦于中共中央领导层包括主要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认识，也就是说，与以往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结果倒推”式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依据历史实际，全方位关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进入中央领导层或者实际发挥领导作用的历史人物和以中央领导机关名义表达的认识。中央领导层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最能代表全党的认识水平，尤其从理论指导实践的角度看，其意义和作用绝非普通党员干部和党员知识分子所能比拟(正因为此，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知识分子于1930年代开展的弥漫全国知识界的唯物辩证法研究与宣传，本文没有涉及。另外，学界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对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然后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历程已有清晰描绘和研究)。二是聚焦于中央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尤其是原典的引用和言说。换言之，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常研究路径，中央领导层对于中国革命中广泛话题的具体理论阐释，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却不是本文的着力点(学界在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很丰富)。本文采取思想史的理路，尝试站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认识高度(当然不是拿当今的观念去剪裁历史，而是作为拓深思考的支点)，从历史文献所提供的对马列原理和原著的直接引用和运用出发，客观梳理和分析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历程、侧重、特点及其原因，并努力发掘其内含的历史启示。上述两点也可以说是本文的主要研究视角创新。 从上述考量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应用主要表现为对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思想的认识和运用，尤其是列宁革命理论的运用。依据历史时序，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关于土地革命与富农问题，关于武装暴动与革命形势，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关于根据地建设，关于革命策略与统一战线等问题，先后(有的几乎是同时)成为马列主义原理原典的主要应用领域。从引用和运用频率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文简称“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后文简称“两个策略”)高居榜首，其次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然后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内化到中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分析和阐释中。说到运用，这恐怕是最主要同时又构成思想深层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这一点，人所共识，故本文不再专门考察。另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主要表现为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而不是直接引用，尤其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出发的分析。不仅如此，阶级斗争与经济动因的分析，还大有绝对化、泛化之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将之归结为阶级斗争，归结为经济利益(例如1929年的蒋桂战争也要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阶级战争去定性，连陈独秀都觉得太绝对化，因而批评中共中央这一判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这一点上说也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下面，我们展开考察。 一、中国革命“两步走”与“不断革命” 依据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理论，中共自“二大”开始形成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很快认定，国民党南京政权是一个地主豪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中国革命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问题是，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加入“反革命营垒”，资产阶级革命却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必然会给党员干部带来困惑。与此同时，原总书记陈独秀以及后来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的一批共产党员，认定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乡村只是存在封建残余罢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述背景下，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高频率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包括引用原典来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前途问题。 首先，要说明中国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压迫，属于半殖民地。除了列举事实和数据外，理论依据主要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这方面基本上不引用原典，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运用于革命具体实践中的最主要原理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那么其次就应该是帝国主义论了。瞿秋白曾经谈到：“向来认为共产党专利的反帝国主义口号，在五卅运动以后很迅速的普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工人更不用说)，成了市侩、小贩的街谈巷议，编成上海滩上的小唱，成了一般学生、智识分子所谓青年的天经地义。”①其次，运用唯物史观主要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性质的原理，通过数据和事实说明封建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优势存在。这方面的原典引用亦很少，因为和帝国主义论一样，其原理已为中共领导人所熟谙。最后，通过引用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原典，说明无论是民族独立民族自决，还是实现民权包括实行耕者有其田，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革命性质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