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道路、温州模式与过密化理论的误算  

作 者:
张宁 

作者简介:
张宁,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湖北 武汉 430062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过密化理论是人口压力说的代表,认为人口因素是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原因,由于低工资阻碍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人口过剩使中国从14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贫困化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这一观点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劳动替代理论去解释长期历史变迁,忽视了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经济的相似之处,以简单教条的方式看待经济技术变革与人口因素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对产权制度创新和资源禀赋的关键作用估计不足。因此,既看不到英格兰模式的特殊性,又刻意低估了江南道路的特色和成就,而且潜藏着反市场经济的逻辑,不承认人口密集的地区能走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道路,表现为对民国时期乡村工业化经验的贬低,以及对改革开放后温州模式的错误预言。作为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人口压力说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和生育模式持有文化偏见,而且过度夸大人口密度对经济的影响,未能充分考虑其他社会和自然因素影响下的相对人口压力。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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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研究中,古代中国由先进变为落后是重大问题。①中外学者从不同研究角度给出各种解释。其中,人口压力说是一种长期流行的理论。中国因人口过剩而贫穷落后的观点肇始于马尔萨斯,但一直缺少经济史的论证,直到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高水平均衡的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以纺织业为例分析高密度人口如何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②此后,黄宗智以过密化(Involution)③模式论证中国经济在1350年之后的六个多世纪间由于人口过剩陷入劳动密集型增长,是以人口压力说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变迁的最完整论证。

      人口压力说是西欧中心史观的一个分支,强调东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分道扬镳。在晚近的国际经济史学界,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重估东西方大分流,给予明清经济更高评价,认为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经济增长模式和局限性多有相似。④对于过密化理论,学界也不乏质疑。李伯重、王国斌、彭慕兰等认为它过分低估了清代中国经济的成就。⑤在人多地少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小农家庭手工业,以往被视为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落后力量,吴承明、彭南生、史建云等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积极因素,可与新式大工业相互补充支持,开辟高密度人口地区的工业化道路。⑥

      晚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本文的重要学术基础。人口压力说是基于中西比较的长时段历史观,需要进一步整合中外原始工业化、⑦工业化与科技史的研究,方能做出全面检讨。“过密化”与“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去解释科技和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西欧而非中国。⑧以往的研究并未注意到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误用之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是外生因素,无法从劳动—资本替代关系中推导出来。⑨人口压力说过于重视资本积累,不能解释发明创造等创新行为。它强调资本深化是经济发展的独木桥,贬低分工和专业化的“斯密型动力”,潜藏着一种反市场经济的倾向。

      历史不能重演,但过密化理论还探讨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工业化,构成对人口压力说的一次严格检验。黄宗智在1990年对苏南和温州模式的前景做出预测,看好政府有形之手支持下资本积累起点较高的前者,看淡市场化和分工程度高但人口压力大、资本积累起点低的后者。⑩事实正相反,1990年代前期是苏南乡镇企业盛极而衰和温州模式后来居上的拐点。过密化的预言被现实证伪,说明其内在逻辑存在重大缺陷。这一误算未能得到学界关注。

      笔者认为,过密化等各种人口压力说在人口“过剩”与资本积累之间构建的矛盾关系,是对经济史的狭隘理解。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表象、结果而非原因,否则,强制进行快速资本积累的计划经济岂不成了最好的经济体制?劳动力过剩与否,受到技术水平、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轻视其他重要变量的作用,过密化理论以人口—资本关系为中心线索的经济史阐释偏离了历史轨道。

      一、过密化理论对英格兰模式与江南道路的误读

      “过密化”等各种人口压力说断言:早在“大分流”之前,人口过剩的中国陷入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泥潭。过密化理论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代表——江南道路是糊口型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缺少剩余,“不可能提供积累和投资”;另一方面,成本极低的过剩劳力“有效地扼杀了一切技术创新”,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式生产工具无法战胜廉价劳动,断绝了“通过生产资本化改进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11)与江南相反,西欧先进经济的代表——英格兰走上资本密集和高工资的经济坦途,从中产生了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和新技术的强烈需求。(12)

      上述比较建立在“资本—劳动替代”理论上。但在现实世界中,资本的价格(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程度)并非只是劳动的函数,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具体的技术特点,资源禀赋与激励机制。美国学者乔治·莫基尔系统研究了历史上的技术革新,明确指出低工资和人口压力阻碍技术进步或者高工资刺激技术进步之类的观点都是不可靠的。(13)

      在原始工业化阶段,以西欧和中国的两个发达地区——英格兰与江南做对比,前者人口密度低而人均耕地多,农业的资本密集度更高。但主要工业部门——纺织业都不存在资本密集的趋向。在英格兰,毛纺业、棉纺业从工具到产业组织形式则与江南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欧美学者的研究表明,“从欧洲原始工业化前景的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欧有许多相近之处”。原工业化理论先驱如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也用类似“过密化”的观点研究西欧。大卫·勒旺(David Levine)认为西欧地区“很多原始工业化的生产(特别是纺织业)可以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内卷化’概念表现其特征”。(14)

      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发明和推广节约劳动的机械和机器。按照过密化逻辑,劳力过剩导致工资下跌,必然扼杀节约劳动的技术,这是倒果为因的逻辑。其一,很多发明的初衷不是为节约劳动,如工业革命第一个纺织业大发明——飞梭的发明是为织出更宽的织物。发明蒸汽机是为给煤矿抽水,改良后才用作动力机;其二,新技术的效率成本比足够高,就能战胜低成本劳力。早期的纺织机械“都是一些价值不高,不很完善的木制新发明,用很小一笔钱就能制造出来”,效率提高却惊人。一架多轴纺纱机等于6-12架手工纺车的效率。(15)因此,飞梭、多轴纺纱机、走锭精纺机迅速被小农户接纳,“不但没有破坏家庭工业,起初似乎还加强了它”。(16)近半个世纪里,英格兰新式棉纺织工厂与小农家庭工业互补发展,工厂生产经纱、农户生产纬纱,再由农户使用(装配了飞梭的)织机织成棉布,装备自动织机的工厂发展缓慢。“这样,新旧工业的特点就相互交错起来并彼此密切地混合在一起。”(17)直到183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仍有24万架手工织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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