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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货币图案大抵可分为西方的希腊、罗马体系与东方的中华体系。西方体系有政治领袖头像，东方则无之。虽然《史记》中已有安息大宛之货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记载，但直到1912年，中国才有孙中山下令在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及流通币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这一变化影响至今。在约两千年间，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图案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未及国家领袖头像。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年号，难以让庶民一目了然，历朝铜钱或外国铜钱与本朝铜钱一并流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试图仿铸外国银币，仍未仿铸领袖头像。相对而言，公元1世纪之后，佛教广泛流播中国，佛像深入民间，而清代中国亦以“佛”称外国银币上的领袖头像。孙中山在传统中国的货币文化中引进国家领导人头像，就国家想象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本研究将由深入庶民日常生活的货币图案指出，在宗教治理现象同样浓厚的传统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国家意象相对西方较为模糊；相对以往个别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传统中国有关佛祖与国家信仰的深浅之别。
图1 波斯银币(公元前1世纪后半，公元后1世纪前半) 资料来源：世界美術编集部编『世界美術大全集·东洋編15』小学館，1999，頁127。此图由熊昌锟博士提供。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币政由财政部管理。1912年3月11日，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鼓铸纪念币(亦为流通币)。孙中山针对相关图案发出“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的命令。⑥这是中央政府首度将国家领袖头像放在货币上面，该变化影响至今。由公元前91年司马迁《史记》之记录西方将领袖头像放于钱币之上，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币将孙中山的肖像置于钱币之上，期间约有两千年的延搁。 在这两千年间，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图案，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未及领袖头像；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年号，由各朝通行历朝铜钱及明清时期大量使用外币，可知其国家意象不如领袖头像；清代中国以“佛”指称首度大量使用有外国领袖头像的外国银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试图仿铸外国银币，但未仿铸领袖头像。相对而言，公元1世纪之后，佛教广泛流播中国，佛像深入民间。一如佛像，原非佛法无边之物，但它提供想象的触媒，让人们因其想到一些冥冥中的力量而产生托付之感。货币，尤其是纸币，其价值远低于面值，上面的国家符号却使人们相信它可以换取符合面值的物品或劳务。这种转变，一如清朝台湾商家用的量斗常常放在庙里，是神明的信仰使人们愿意相信商家会童叟无欺；日本割占台湾以后，量器由政府颁布。清朝台湾的商家领袖是在神明之前通过抽签产生；日本割占台湾以后，商家领袖由政府颁布的民间团体组织法规范其产生方式。⑦由货币图案来看，辛亥革命使近代中国发生了以国家局部取代宗教的变化，成为人们一种信仰的转折。 孔飞力(Philip A.Kuhn)及康豹(Paul Katz)都提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治理现象。⑧杨庆堃(C.K.Yang)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不是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没有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到了民国以后在相当程度上被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取代。⑨孙中山在这样的中国传统中引进国家领导人头像，而且一直影响往后的中国，就国家想象而言，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本研究将由货币图案指出，传统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深度接受佛像文化，但对西方货币上的领袖头像则了无响应；在宗教治理现象普遍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相对于宗教治理现象亦浓厚的传统西方而言，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象实较传统西方模糊。相对于以往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将由图像指出两千年中传统中国有关佛祖与国家信仰的层次关系。 二、中国传统货币偶有图像但未及领袖头像 传统中国的货币图案，就最长期使用的铜钱而言，或表重量，或表年号，或表铸局，均为文字描述。唐代的铜钱，有时加入月亮、云朵、飞鸟的图纹，系受中亚影响，是为例外。⑩契丹及辽朝的铜币上有龙和月亮、星星，(11)也是例外。银锭上的铸造地点、铸造银号、铸造银匠、铸造年代，也都以文字表达。元明两代纸币上面除了用文字标示面额、名称外，有较多文字说明禁止制造伪钞，且逐渐出现图案：元代纸币边框有蔓肥叶硕果纹饰，明代纸币边框则有龙的纹饰。(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