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7)06-0001-07 时间飞逝，从1987年两岸开启民间交流之门，迄今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两岸关系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两岸民间交流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近期两岸有关部门和多家学术机构相继举办研讨会，回顾和总结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展望未来的两岸关系。本文拟从大陆对台战略路径转换的角度，谈谈笔者对这三十年间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点观察心得，求教于同行专家，并以此祝福两岸民间交流和整个两岸关系再上层楼。 1955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平解放”的方针，标志大陆对台战略已经转向“和平”的轨道。从那时到今天，对台战略的主题词相继为和平解放——和平统一——和平发展，虽然有三个主题词，但从基本战略性质及统一实现路径的角度论，其实就是对和平统一模式的两个探索阶段：在1988年以前走的是“招安型”路径，在1988年以后，则逐渐转向“融合型”的路径。 一、“招安型统一”——1988年以前的对台战略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分裂，古人处理分裂问题的方式无非两手，一手是“剿”即武力消灭，另一手是“抚”即“招安”。在两蒋父子治理台湾的时期(1949～1988年)，大陆对台战略也未脱古人窠臼，实现统一目标的手段其实也是“剿”、“抚”两手，只不过因为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涉，使得大陆方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不能指望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即使“用武”也都是有限度的，诸如“炮击金门”、“崇武海战”等军事冲突事件，或为展现本方决心、或为惩戒对方、或为试探侦察对方底牌、或为“擦枪走火”的外围小规模战斗，基本上都属于战术动作。就大战略而言，“剿”变成“绝不承诺对台不使用武力”，实际是备而不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转向“抚”的和平方式，即做对方上层人士的工作，以民族大义和利害关系打动对方，再许诺诸多特别待遇、设置一些重要岗位虚席以待，换取他们“归顺来降”，以此解决台湾问题。 在这样一个以“招安上层”为突破点的和平统一战略中，有几个要点被确定和突出强调，它们是： (一)尽量把台湾问题限定在“中国内政”的框架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招安”(统战)对象，只有坚持民族大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军政人员，才值得大陆关注和接触。 (二)在台湾当局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应与其建立和发展某种程度的合作。1958年“炮击金门”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对台文告，主张与蒋联合反美；1979年邓小平主张“国共第三次合作”。 因为要“双方协商合作”，对方必须有积极性，所以先提出了“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后来又加上“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三)“招安”方案。从毛泽东时代的“和平解放”、“一纲四目”到邓小平时代的“叶九条”、“邓六条”等，多次向台湾方面提出建议，希望以若干优惠条件(如1964年的“一纲四目”建议由蒋介石回大陆任副主席，蒋经国任厦门市长，国民党可在厦门驻军)换取对方投诚和效忠。在毛时代，周恩来曾秘密出海，会晤台湾方面层级非常高的代表。邓时代也曾接待蒋经国派来的“密使”。 (四)“不怕拖”的心态。毛泽东曾对基辛格讲“台湾问题可能要拖一百年”。后来邓小平一度把“解决台湾问题”列入“八十年代三件大事”，这是因为蒋经国当时派密使到北京来谈，使“谨言慎行”的邓小平看到了一线光明。但很不幸蒋经国在1988年突然去世，第二年“六四”风波发生，严重削弱了大陆对台湾的感召力，邓马上意识到在他手里“解决台湾问题”已经不可能了。其实毛、邓能做的只是为后人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创造和积累条件。(江、胡两代亦复如此！) (五)坚持把最终解决统一问题的希望建构在大陆自身力量成长的基础上，台湾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经营过程、要耐住性子等待时机，“操之在我”，壮大自己才是关键！ 二、大陆对台战略转换的原因 1988年以后，大陆的和平统一战略逐渐从“招安型统一”向“融合型统一”转变，导致这一转变的动力和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改革开放增大了中国对和平环境的需求，“用武”可能招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使得选择这种方式越来越困难；而“招安”的路子因蒋经国突然去世(1988年)也变得不可能了，必须寻找新的方式。 (二)一项新威胁——“台独”挑战——开始侵入两岸关系领域。“反独优先”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主流思维。为了尽量扩大反“台独”的阵营，即在岛内争取国民党及“蓝军”的配合、在国际上争取美国的配合，大陆需要提出更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统一诉求与建议。 (三)由蒋经国在1986年开启、李登辉在其就任后的几年间继续推动的“民主化”，把竞选机制和人民的广泛参与引入了政治过程，其政治学意义就在于把台湾当局的政权性质，从1949年以来的“旧王朝残余”变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人民参与和支持的“民主割据”！统一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两岸都取得安定发展，整合两岸的资源为民族复兴加力，而非让两岸中国人之间原本存在的政治分歧因为统一方式的简单化反倒愈演愈烈。所以，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建立在台湾人民接受的基础上，至少要台湾的民众不强烈抵抗统一，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实现了武力统一，至多只能解决政权问题，但如果国际介入的压力加大，同台湾民众的矛盾激化，台湾问题依然存在，可能得不偿失。按照毛主席“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大陆方面同台湾人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演变为敌我矛盾。毕竟与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为敌是无法想象的，也是很难善后的，所以必须尽最大努力不让这一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考虑军事方案。对人民也不能用“抚”的套路。“剿”、“抚”两手对于今日“民主割据”的台湾都不适用。而这就决定了必须寻找新的统一模式和实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