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初，也就是广东瑶族作家唐德亮的《上帝造石与赫氏评画》杂文集由珠海出版社正式出版几个月后，我便收到过作者寄来的赠书。当时虽然只是粗粗翻阅，印象却十分深刻。2016年9月9日，正值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所成立暨《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30周年之际，德亮先生专程前来北京参加庆典活动，并到寒舍倾谈，提及这部杂文著作的写作，于是我又再次重读、细读。从开篇的《拍案惊奇》，到最末的《上帝造石与赫氏评画》，总共74篇短文，依次悦读、赏读，感受颇深，受益匪浅。其中的许多篇章，都紧扣现实，由常见的“现象”，概括为沉思的哲理；由“极端的个案”，提升到普遍的典型；由简单的话语，提炼成发人深省的警言和预言。总的说来，这部杂文集，既承继了以鲁迅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国现当代新型杂文美学的特质和风格，又独树一帜、独具匠心，从包容性、幽默性、讽喻性、喜剧性和典型性等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为杂文美学实践进行了新的探求和扩展，至少给我这个门外的耄耋读者，带来特殊的感悟、启迪和韵味。 一、杂文美学的包容性 关于杂文在我国作为一种文体的定义，目前还存在着多种看法。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的解释是：“一种散文体裁，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这是最概括、最简略的解说，即杂文属于散文。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杂文”的定义则是：“散文的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活泼、锋利为特点。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入这一类。”虽然同样认为杂文亦散文，可进一步谈到内容和形式的特征，特别还提到它的包容性，“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杂感、杂谈、杂论、随笔”等，均可列入“杂文”文体。 不过，目前关于“杂文”的定义，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杂文”，指的是多种文体集合在一起的总称。而“属于散文中偏重议论的一类”，即随感式的杂体文艺性的文章，则是狭义的“杂文”。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它们都离不开“杂”的特质。“杂”则“多”，则“广”。于是，从类型上说，又有“批评性杂文”“评议性杂文”“赞颂性杂文”和“知识性杂文”之分。毛泽东在谈到鲁迅时，便赞赏“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不过，也有人认为“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还有人主张：“文艺性议论文”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我个人认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杂文有着自身独特的复杂性和个性；杂文究竟是不是属于文学作品，关键是看它们包含的艺术美的因素和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和价值，这才是区分一般议论性文章和文艺性杂文的标准。 杂文的“杂”，首先表现在它的文体的多种多样性和内容的宽泛性，也就是美学的包容性。唐德亮的杂文，在内容上丰富多彩、涉及面广，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新闻时事、奇谈趣闻，天文地理、典故传说，均被作者选用。看似从心所欲、随手拈来，实则精心精意、沙里淘金。政治、社会、文化种种现象，自然是首选，经济、历史、国际等领域，也没有有意回避。其中，相当一部份是批评和抨击当前官场的不正之风。如文集中的首篇《拍案惊奇》，矛头直指四名要员，其中有书记、市长，也有局长和基层干部，大都是指名道姓。他们有的故作风雅、自吹自擂，有的称王称霸、仗势欺人，有的阳奉阴违、言行不一，更有的打着“改革家”“大手笔”旗号，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违法违纪、欺世盗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德亮杂文的锋芒所指，绝对不仅仅是一群“死老虎”“小苍蝇”，如“五毒书记”张二江之流。不难看出，唐德亮在他的杂文中揭露的官场腐败现象，仅仅是混浊江河支流中的一滴水。反腐还在路上，任重而道远。唐德亮的杂文是反贪反腐的檄文，是一切腐败堕落分子的画像，是底层人民大众的共同呼声，更是真善美的呼号。 唐德亮的杂文不仅面向现实、紧跟时代步伐，针对贪污腐化以及社会上某些阴暗现象加以拷问和鞭笞，同时还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重新分析、判断和质疑，以史为鉴、借古喻今，争长论短、古为今用。例如，在《朱熹的另一副行状》中，作者对朱熹一类的“大儒家”“大理学家”的真实面目，进行了如实、深刻的描画，用他严刑拷打妓女严蕊，企图逼供假证制造假案冤案，陷害唐与正的事例，揭露和复现朱熹这个“道学家”“道貌岸然”的伪善和阴险。在《神鬼曾国藩》中，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某些人无限抬高和吹捧曾国藩，如夸他“是近世影响深远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又是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是官场楷模、人格典范，是朝廷良臣，又是做官高手，是最好的父亲，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兄长”，顶礼膜拜、神乎其神，信口开河、令人肉麻。唐德亮从“立功”“立德”“立言”几个方面，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这种颠倒黑白、反历史主义的谬论，戳穿了将他神化的谎言。在《“儒治”质疑》等篇章中，他驳斥有人在报刊上散布“最是儒学能治世”，呼唤“儒治”替代“法治”，鼓动“儒教”成为“国教”的荒唐观点和言行。作者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观对孔子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既反对那种“彻底砸乱”“批倒批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上纲上线，又反对不加分析、将“儒学”“儒教”“儒治”中的封建糟粕作为精华。文中历数两千多年中国各代王朝尊儒崇儒的种种弊端和恶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得出结论：“真是可爱的‘儒学’，可怕的‘儒治’与‘儒教'”。这些短小精悍、史论结合的小品，既丰富了读者的知识和开阔了眼界，又旗帜鲜明、激浊扬清，针砭时世、温故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