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在反腐领域的特殊作用使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政府层面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上市公司相比，政府信息具有相对闭塞的特点，政府审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使媒体得以及时报道、传播政府审计工作的相关信息，实际上这也是媒体在政府审计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前提。 媒体监督治理效应的发挥依赖于政府工作信息的公开，而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则为媒体与政府审计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那么，在政府审计广受关注的当下，媒体起着怎样的作用？媒体的关注是否影响了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基于此，本文将媒体关注引入政府审计研究中，分析并检验媒体关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媒体报道倾向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媒介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拓展和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较为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了媒体在政府审计行为中可能存在的治理效应。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了媒体在政府审计中发挥的治理作用（蒲丹琳和王善平，2011；王会金和马修林，2017），本文与他们的差别在于，一方面，本文基于“免疫系统功能论”来探讨媒体关注对政府审计揭示、抵御、预防三大功能的影响，在理论上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本文不仅直接分析和检验了媒体关注对于政府审计功能的影响，而且进一步讨论了负面媒体报道与非负面媒体报道对政府审计功能影响的差异，同时还考察了媒介环境的调节作用，从而对媒体关注与政府审计功能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拓展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二，对已有关于媒体关注和政府审计关系的研究设计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本文将网络媒体报道纳入研究中，完善了对媒体关注的度量。在已有研究中，蒲丹琳和王善平（2011）采用仅包含纸质报刊的报道数量度量媒体监督，在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该度量方法不够全面，而王会金和马修林（2017）则使用互联网普及率来度量媒体监督，在政府审计这一研究主题下该度量方法的针对性较弱。另一方面，蒲丹琳和王善平（2011）、王会金和马修林（2017）的研究都没有考虑媒体报道与政府审计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将媒体关注滞后一期、工具变量法等方式进行了缓解内生性的处理，完善了已有相关研究。第三，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支持。以往对于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主要是直接针对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进行研究（郑小荣等，2012，2013，2014，2017；刘静，2015；陈尘肇等，2009；张立民和聂新军，2006），本文从媒体关注视角补充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审计功能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对于政府审计功能的界定尚无定论。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的是刘家义（2010，2012，2015）提出的“免疫系统功能论”，即揭示、抵御和预防三大功能。①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拓展提出政府审计的其他功能，如段兴民和赵晓铃（2009）、赵丽芳和于亚琼（2011）、王兵等（2014）等。国外一些研究也论证了政府审计在抑制腐败（Ferraz and Finan，2009）和提高政府治理效率（Gustavson，2015）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政府审计功能的实现程度常被视为政府审计质量高低的体现，因此，本文将与政府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文献一并进行了梳理。从目前来看，影响政府审计质量或政府审计功能实现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审计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发展水平（宋常等，2006）、审计需求变化（叶子荣和马东山，2012）等。二是审计机关自身因素的影响，包括审计机关独立性、审计权限、审计覆盖率、审计频度、处理处罚模式等（宋夏云，2007；董延安，2008），审计人员自身特征和素质（赵劲松，2005；马曙光，2007），以及前期审计效力因素和前期审计效果因素（黄溶冰和王跃堂，2010）。国外对政府审计质量或功能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发现会影响政府审计质量的因素包括审计客户的数量、地方政府的类型、审计人员的类型（Giroux and Jones，2011）；审计机构的独立性（Clark et al.，2007）。一些研究则涉及政府审计信息的公开，如Bringselius（2014）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媒体来最大化SAIs审计结果的传播可能导致一些影响其中立性和独立性的风险。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已有的政府审计功能影响因素研究中，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关注相对较少，尤其在媒体信息关注方面。 （二）媒体的治理效应研究 媒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主要源自于媒体的信息中介角色。媒体对信息的广泛迅速传播，降低了信息需求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并影响投资者的认知水平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到一系列市场活动（Tetlock，2011；Gurun and Butler，2012）。如媒体报道在提高IPO发行价的同时降低了IPO溢价水平（汪昌云等，2015），减弱了股价同步性（黄俊和郭照蕊，2014）。 媒体报道对公司的治理效应主要基于“声誉机制”（Dyck et al.，2008）和行政结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周开国等，2016）来实现。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媒体报道对诸多公司行为产生了影响，如媒体关注度的提高和负面的媒体报道促使CEO放弃减损企业价值的收购（Liu and McConnell，2013）；并购方会利用新闻报道影响并购价格（Ahern and Sosyura，2015）；负面的媒体报道可以有效遏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戴亦一等，2011），会降低企业创新水平（杨道广等，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