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运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何余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汉字研究除了本文化视域,还应有跨文化眼界。“跨文化汉字研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把“跨文化”当作研究方式和视角,即联系外部文化因素研究本文化汉字;另一个是把“跨文化汉字”当作研究对象,即研究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丰富,包括跨文化汉字文本及其汉字现象、跨文化汉字传播、跨文化汉字发展、跨文化汉字比较、跨文化汉字教学、跨文化汉字学术史、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等。“跨文化汉字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该成为汉字学研究、汉字史研究和汉字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和重要分支。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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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含义

      所谓“跨文化”,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本文化”也会有不同的“跨越”范围。我们所说的“跨文化”是以“汉文化”(有时也扩大为“中国文化”)作为“本文化”参照的,而且“汉文化”还应落实到跟“汉字”相关的文化项。当“跨文化”跟“汉字研究”结合起来时,就有了学科专业上的特定含义。“跨文化汉字研究”可以有两种特定含义,通常可以不加分别,但需要分别时应该明确研究的问题属哪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跨文化”的“汉字研究”,即把“跨文化”作为“研究汉字”的一种方式或视角,理解为“用跨文化的方式或视角来研究汉字”,也就是研究本文化汉字时会涉及另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例如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母语、不同文字、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不同制度等,都属于“跨文化”式研究。因而联系日本文化或朝鲜文化等来研究汉字就是“跨文化”研究,联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来研究汉字也是“跨文化”研究。第二种含义是“跨文化汉字”的“研究”,即把“跨文化汉字”当作“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对出现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进行研究。例如研究日本汉字或越南汉字等,就属于对“跨文化汉字”的研究。“跨文化”中的“汉字”可能不等于“本文化”中的“汉字”,因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往往出现变异或所记语言不同,所以“跨文化汉字”中的“汉字”是广义的汉字。“广义汉字”不必符合典型汉字的全部特征(汉语母语者创制、形体呈方块、结构有理据、职用记录汉语),但必须跟汉字有渊源关系。“文化”的多元性与“汉字”的广义化,使得“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应该成为汉字学研究和汉字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和重要分支。汉字研究正在走向“跨文化”。

      “跨文化汉字研究”与研究主体关系不大。例如一个德国学者研究汉字,如果他像中国学者一样,研究的对象是汉文化范围内的汉字材料,研究方式也限于汉文化的自证,那仍然不算“跨文化汉字研究”;如果他研究的对象是传播到德国的汉字材料,或者他对中国汉字的研究受到了德国文化的影响,研究中体现出明显的德国文化因素,那就属于“跨文化汉字研究”。站在德国文化立场的话,他研究汉文化的汉字对他来说应该是“跨文化”的,但这种“跨文化”不是以“汉文化”作为“本文化”参照,不属于我们界定的“跨文化”范围。至于德国人研究日本汉字,或者日本人研究日本汉字时比较了韩国汉字,那当然属于“跨文化汉字研究”,但决定这种“跨文化”性质的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主体。倘若德国人或日本人对汉字研究的成果本身也成了研究对象,那就可以从“汉字学史”的层面纳入“跨文化汉字研究”的范围了。

      二、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基本内容

      根据学界所进行的跨文化汉字研究实践,并用上述“跨文化汉字研究”的两种含义从学理上归纳总结,我们认为“跨文化汉字研究”应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跨文化汉字文本及汉字材料研究

      汉字文本指用汉字记录汉语而形成的书写作品,包括纸质、碑刻、简牍、器物等各种载体形式。通常所谓“域外汉籍”或“域外汉字”就是指存在国外的跨文化汉字文本及汉字材料。“域外”无法包含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所以我们用“跨文化”来指称。出现于跨文化环境中的汉字文本大致有四种情况:

      1.原文本的跨文化移动。即产生于汉文化的汉字文本以原样(内容和形式都不变)流传到外国或外民族,其版本(刻本或写本)可能原地还有,也可能仅存于此。

      2.非汉语母语者抄写或改编的汉文化书籍,即内容是汉文化原产的,而文本的文字是非汉语母语者(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书写的。

      3.非汉语母语者用汉字创作的文献,即内容和文字都是跨文化实现的。

      4.生活在跨文化环境中的汉语母语者创造的汉字文献,比如在日本工作的华人用汉字写的文章,发表在华文报刊上。

      这四种情况的后三种都会受到跨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中的汉字是跨文化环境中使用的汉字,跟本文化环境中使用的汉字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具有“跨文化研究”价值。而第一种的汉字使用情况不受跨文化影响,实际上只是汉字文本的转移,跟原文化中的汉字文献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来自于原文化而存现于跨文化的汉字文本当然具有文献研究价值(包括版本价值和文献传播价值),但对汉字研究而言,只是多了一种汉字材料样本而已,就如同我们的图书馆里多了几本书,其中的文字现象不会超出本文化汉字研究的范围,因而不具有汉字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除非这些文本影响了当地人,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文本中的汉字,那么可以从汉字传播的角度研究这些文本的流传过程和作为汉字传播源的作用。

      汉字研究的材料从传世文献扩展到出土文献,现在又扩展到跨文化文献(一般称“域外汉字文献”)。这样说意在强调汉字研究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其实它们的划分标准不同,材料的归属是可以多选的。例如跨文化汉字文献中也有属于出土文献的,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都发现不少出土汉字文献,有木简、铜镜、青铜器、碑刻墓志等。但这些出土的文物文字就产生或来源而言仍然不外乎上面所说的四种,所以不再单列。

      当我们把跨文化存在的汉字文本看作一种静态的文字材料来研究文字的一般理论和现象时,可以不必考虑它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可以不管它属于上面所列的哪种类型。例如根据日本的《篆隶万象名义》来研究异体字、根据越南汉字碑刻来研究文字通假现象、根据韩国《玉篇》来研究汉字结构、根据新加坡华文报刊研究汉字规范等,都属于“跨文化汉字材料的利用”。如果根据跨文化环境的不同进一步研究汉字属性的跨文化差异,那又可以同时属于运用“跨文化”方法或从跨文化的视角对汉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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