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研究发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西方国家提供对华政策咨询服务，曾在六七十年代兴起一时。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意识形态热潮随之退却，在学术化研究推动下完成了研究模式的转化和研究深度的推进，在西方文化后现代整体话语背景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研究特点。 一 研究趋势：转向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的“微观”“抽象”研究 上个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性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在后现代的整体语境中，一些国外学者运用后现代的“微观”、“抽象”的研究方法来讨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是否体现了后现代价值。 (一)转向毛泽东晚年经济、政治实践的研究 早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兴趣点主要聚焦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策略和实践，史华兹、施拉姆等学者展开了“毛主义”①革命策略的研究，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及“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具有的特殊性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是绝无仅有的建设和革命范式。在西方世界越来越达及现代性矛盾顶点的时刻，国外研究者的理论兴趣转向了毛泽东晚年的经济、政治实践活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寥寥数几，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极度贫穷，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但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上世纪末陷入停滞困局，传统发展模式已无能为力的时候，一些国外毛泽东研究者把目光投向毛泽东的“经济”奇迹。在自由主义的经济话语背景下，杰克·洛雷是最早对毛泽东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表达好感的学者，他十分赞赏毛泽东在土地、资本、技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摆脱资本主义控制、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实践，认为毛泽东利用农村劳动力发展经济的做法是伟大的创新，是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近年来，马克·塞尔登、高默波等国外学者开始顺着格雷的思路重新评价毛泽东对发展包括平等主义和合作农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高默波在《最后的罗曼蒂克？毛主义经济发展之回顾》一文中，赞同格雷的观点，认为晚年“毛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工农业的经济模式，对毛泽东经济发展理念的评价应超越当时的经济结果进行，应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积极的遗产上。位于南亚的印度，在国情上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些印度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罗特萨·帕特内克在印度刊物《前线》发表了题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文章，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重大的创见，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关注，已经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最为关注的事件。不少学者有很深的“文革”情结，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把兴趣点集中到“文革”上。在《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德里克认为“在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的方面，‘文化大革命’后来看来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痛苦挣扎”②。德里克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当代法国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是著名的“毛主义”信仰者，他是法国红色“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他认为革命思想是脚踏实地同统治者的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主体”在“事件”之后出现，“主体”的存在与任何既已成型的阶层、团体、党派无关，“文革”中空前的群众参与就是他“主体”思想的证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作为一个鲜活的标杆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行动，是六七十年代唯一货真价实的政治创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渗透进整个政党国家组织形式的政治经历的典型，一个有必要推而广之的革命性的重大发现，是历史和政治上的重要一课③。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重新研究“文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现代性矛盾中焦虑的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已经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总结和评价。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晚年经济、政治实践的研究大多是从自身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出发，由于自身的立场和理论缺陷，国外学者的认识始终无法达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高度。 (二)从“具体”“历史性”研究转向“抽象”“学术化”研究 早期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者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大多能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土壤，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谱系中对比毛泽东的思想实质，对毛泽东领导的实践活动的研究，基本能结合当时的革命建设环境、政治背景、时代背景展开。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施拉姆，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材料说话”的态度，这种研究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近年来，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除了少数学者，大多数研究者已不再以还原真实的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为出发点，逐渐展开“抽象化”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让这些国外学者去完全了解中国历史是很困难的事，大多数研究者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研究者的旨趣并不是真实“历史”，只把毛泽东作为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案例”。例如，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利夫顿，作为美国杰出的精神病理学家，他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出发研究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因为“幸存者”拥有他们特殊的“心理词典”，使死而复生的经历“储存”转化和升华为某种大无畏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执着。冒险、试验、突破，以超常规的动力去实现超常规的目标就成为他们最为渴望的实现途径④。利夫顿把毛泽东的“死亡心理”“幸存者意识”看作他思想和行为的深层结构，在生理和心理间形成互动，把心理学和历史学统一起来。虽然近年来有学者肯定心理分析方法在人物研究中的合法性地位，认为心理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矛盾，但前提是必须厘定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条件和结果效力，心理分析方法应该建立在史实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绝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国外学者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在运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来进行毛泽东研究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化约论”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