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1-0057-08 新中国成立后，振兴旧中国全面衰败的农村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是毛泽东探索振兴中国农村的重要方案，是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榨下，旧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已全面衰败。面对这一问题，民国时期的众多有识之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试验，或提出“复兴农村”、“救济农村”、“建设农村”、“乡村建设”等口号，或提出“农村改进”、“农村改造”、“农村革命”等主张，更有提出“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则在根据地进行以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组织起来”的实践探索，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共同形成一个试图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试图以合作社为载体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开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商业网、金融网等方面建设，移风易俗，改造乡村社会，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纲要》所要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①。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一致的。 一、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 《纲要》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产生，其制定的目标在于将合作化的高潮推向农业生产的高潮，进而发展到农村建设的高潮，以实现新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纲要》产生的过程正是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过程。1951年春，中共党内发生关于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后，毛泽东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两篇文献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中共中央依据他的精神先后形成了1951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年《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一系列文件引领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在合作化运动逐步开展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前景逐步清晰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方向在原则上是确定了的，然而这些文件并没有给出一幅能够让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清晰明了的乡村发展和振兴图景，因此在理论、方针和政策基本完备的情况下，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图景和战略布局明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乡村振兴成为全体农民和共产党员共同的奋斗目标，成为毛泽东着重考虑的问题。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的社会调查，即编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一书，将全国各地办合作社的好经验归纳起来，亲自撰写按语，一方面驳斥反对合作化的声音、统一党内思想，另一方面以经验案例的形式推动合作化运动的良好开展，这种百科书的指导方式更能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所掌握。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而各地办社经验和省委报告印证了制定农业增产规划是办好合作社以及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关键。因此，在《高潮》关于农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他考虑制定全国农业的发展规划，即后来的《纲要》。《纲要》全面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战略图景，内容包括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进步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 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上，他就鼓励李顺达“将来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②，并在1956年1月全国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郑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民解放的新生活”③。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纲要》产生之后。1956年1月《纲要(草案)》公布后，就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南④，而后青年团中央提出的《中国青年为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领(草案)》⑤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提出的《全国妇女为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要(草案)》⑥，都将《纲要》作为把我国农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由于《纲要》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氛围中制定出来的，很多地方在执行中兴办了太多与农业生产不直接相关的各种事业，因此反冒进对《纲要》的宣传采取一定的抑制措施。而整风“反右”之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反冒进”，认为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右派之所以这样猖狂与此相关，因此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并且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和《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指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⑦。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同时通过的《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中正式提出：《纲要》是“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⑧。除去当时“跃进”情势和急于求成的政治氛围，《纲要》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农业生产，而是涉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整体战略布局。 二、乡村振兴的核心与基础 (一)“组织起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 作为一个长期扎根并成长于农村的政党，历经苏维埃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农村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旧中国农村，由于个体农民之间在耕地、劳力、畜力与生产工具方面存在不相匹配的情况，为维持生产，历来存在着换工互助的习惯。这种民间换工互助是旧中国个体经济贫困、无力开展独立生产的产物，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合作社和合作主义不同，其目的也仅在于勉强维持农业生产，并以能够开展独立生产的自耕农为理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因战争破坏与壮劳力扩红支前，个体农户在分得土地后仍然面临劳动力、耕畜、农具等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各根据地利用民间传统的包括变工、札工、唐将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毛泽东从这种形式中看到土地革命之后中国农业走向列宁所说的以集体劳动经营为方式的可能性，因此他认为互助合作除具有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功能外，还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意义，即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种农业发展经验具体体现为以“组织起来”为核心的发展思路，通过劳动互助形成组织优势，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并通过合理分工分业、多种经营发展生产，以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从事各项公共事业和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