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①。众所周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在于发掘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基础上提出新观点。作为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尽管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献材料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然而至今已鲜有未被利用者。而受各方面条件制约，新材料的公开又尚待时日。但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研究必须概括新的学术特点，根据未来研究的新趋势。理论创新所带来的视角与方法的转换，同样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向前发展。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概念史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语言学转向后形成的新的研究范式，它实现了由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转换，有助于弥补传统方法范式的诸多不足，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路径。 一 问题意识：对现有几种毛泽东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检讨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研究者在从事某一领域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和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包括研究视角、基本线索、主体框架和主要方法。国内外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种类繁多，视角方法亦不尽相同。其中，革命史范式、权力斗争范式、思想史范式是三种颇具影响力的范式类型②，它们从不同角度建构起毛泽东研究的解释框架，展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多重面相，但也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与检讨。 革命史范式长期占据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它将毛泽东置于近代中国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以毛泽东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凸显毛泽东的思想与领导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范式以人物为导向，最大的特点是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着力论证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正确选择和伟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论述的，形塑起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架构，很多概念、表述和判断甚至一直沿用至今。客观来看，革命史范式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实在的解释力，但这一范式在研究方法、叙事方式上存在以论代史、将毛泽东的个人论述等同于客观事实等弊端，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术研究求真求实的价值取向，导致某些叙事与历史真实有某种出入。 权力斗争范式是西方学界毛泽东研究所经常采用的范式类型。这一范式以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如张国焘、王明、林彪等)进行的政治斗争为线索，将中共党史歪曲为一部“权力斗争史”。它质疑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和道德品质，侧重分析毛泽东在斗争中使用的政治权术，揣测其心理动机，并将此作为相关研究的基本前提。权力斗争范式是事件导向型的研究范式，聚焦于同毛泽东有关的政治事件，如富田事变、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等。权力斗争范式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实际上，不少看似激烈的党内斗争实为“主义之争”，而非“权力之争”③。所谓“主义之争”，即路线、方针、政策等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歧、矛盾与冲突，绝不是个人的权力争夺。当然，应该承认在个别时间、个别事件中，确实不乏权力斗争的因素，甚至一度还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的出现，但如果将其夸大为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主要线索和全部内容，则显然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无疑会遮蔽历史的丰富细节和真实面向。因此，类似以学术研究为名恶意诋毁毛泽东形象，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倾向，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思想史范式则以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为研究对象，以文章著作为文本基础，考察思想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像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党建思想、调查研究思想、外交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甚至法治思想、救济思想、民生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都成为学界乐于研究的对象，相关成果也屡见不鲜。思想史范式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认知性研究，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结构主义式的思想分析看似清晰明快，但“一刀切”地将毛泽东的思想分割为条条块块，不考虑其具体时空背景和发展变化，自然也不能展现其中的继承与发展、延续与断裂。萧延中对此评论道：“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④另一方面，研究者很容易以自己的思想模式强行套在毛泽东的头脑上，导致不是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意义就是盲目批评其没有完成本来就不属于他的历史重任。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在绘制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还不如说是在展现研究者个人的理论图景。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将这种倾向称为“预见的神话”，认为其存在不重视思想观念的“历史性”、不去作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等缺失⑤。 可以看出，不论是革命史范式、权力斗争范式抑或思想史范式，都带有一定的目的论特性，即事先通过设置某种先验的前提预设，进而在材料选取、文献解读等方面向之倾斜，导致很多结论甚至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这实际上关涉历史研究的一个理论悖论：即作为具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常常忽视彼时的具体情形，难以真正走入历史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使得某些论断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所以，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以“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的态度来研究近现代史，尽可能地减少学术研究的目的论色彩。正如王奇生所言：“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迷恋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⑥。对上述三种主要范式的反思，使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已有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的基础上，探寻其它可能的视角方法作为适当补充，这也构成了将概念史范式引入毛泽东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