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12-0042-10 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掌握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薄弱，是造成革命事业屡遭重挫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到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人经长征抵达陕北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理论建设，如创办较为正规的干部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出版发行报刊书籍等，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的研究。除了以上各项，发起成立专门致力于开展高层干部理论学习的组织，如毛泽东哲学小组，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本文所指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指毛泽东于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在自己住处发起的哲学研究团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和中共干部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阐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具有参考价值。目前，《毛泽东年谱(1893-1949)》(2013年修订版)尚无关于毛泽东哲学小组的记载，亲历者关于小组的记述则散见于回忆资料中。因小组存在期间各成员参与的时间跨度不同，亲历者们对学习活动的记叙存在若干相互矛盾之处。并且，学界也尚未见到关于小组研究的专题文章，虽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涉及这一小组，但大多语焉不详。有学者也对小组的成立时间做过考证，但对结束时间的说法值得推敲①。鉴于以上情况，本文拟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史料，并考证哲学小组发起演变的活动轨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共理论活动的历史图景。 一、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缘起 中共的历史实践说明：能否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关系革命成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的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后期抵达延安后，基于对革命实践的理论反思，立足这一时期党内思想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阐发。193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指明博古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已经开始从路线角度全盘反思党的革命实践。②在研究哲学的同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域进行创造性阐发，围绕党内路线的成败得失这一主题，重在从思想方法角度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认识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③。1935年12月，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无视国内政治格局变动的现实，他在报告开头即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④为此，他批驳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并着重阐述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报告全面阐释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中央调整阶级政策进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军事路线上，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⑤。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曾经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主张批判为“狭隘的经验论”，⑥甚至指斥“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⑦。而这一情形并未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得到彻底改变。为了回应来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连续读了《孙子兵法》《战争论》等8本经典军事著作，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⑧。他阐述道：“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所处的特殊情形和性质，就不能指导革命胜利前进⑨。该文以战争和军事问题为研究对象，通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端正了军事路线。 在思想路线上，毛泽东指出：中共成立15年以来所犯错误，“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中共要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和传统，在解决问题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必须“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⑩他把哲学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认为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而到陕北后即致力于“以哲学为主”的工具性研究(11)。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访问时，就记述了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的情形，指出他读书范围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涉猎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哲学(12)。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上写满批注，其“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这些批注也成为《实践论》的基本内容。(13)他“为了给抗大讲课”，1937年8月写出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章节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述(14)。他在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从哲学角度阐明中共的思想路线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革命问题的范本，为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