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的集权以及经济上的分权促使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的发展，将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分别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官员的考核指标转变为经济绩效指标，各地官员从此围绕GDP增长展开了“政治晋升锦标赛”，并且，中央为了减少考核误差、增加激励效果，会运用相对绩效的评估方法来决定官员升迁。这无疑加剧了官员与前任官员以及同级官员之间的“纵向竞争”和“横向竞争”，进一步强化、激励了地方官员为获得政治晋升而展开经济竞赛。作为政府权力代表的官员，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力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并掌握了经济发展关键性的资源，因此可以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实施有效的控制。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可能发生因任期、交流、退休或其他政治原因而导致地方主政官员更替，官员更替的现象已成为一种常态。例如，在十九大闭幕后，广东、福建、河北、辽宁、上海、江苏、陕西七省市省级党委书记先后进行了调整。由于官员特征的异质性，从而导致官员之间的行为差异，官员更替时，新任官员会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同时，官员更替意味着现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资源将重新配置，社会网络也将重新构建，从而给辖区内的企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政府环境是企业面临的关键的外部环境，而官员更替会导致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决策。 宏观层面上，官员更替会显著影响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抑制腐败程度以及FDI区位选择。微观层面上，官员更替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慈善捐赠、寻租支出、盈余管理等。由于官员变更意味着微观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被审计单位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将导致事务所审计风险增加，因此，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考察宏观政治环境变动对微观审计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依赖政治环境的中国企业而言，官员更替传递出政策不确定的风险信息，对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将增加事务所审计工作难度、审计时间和审计风险。目前，越来越多的审计师通过政治身份建立了一定的政治联系，如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顾问等。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截至2015年8月，注册会计师行业从业人员担任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共计835人次，较2011年底增加448人次，增幅115.8%；其中，担任省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共计88人次，较2011年底增加47人次，增幅114.6%。政治联系作为审计市场的稀缺资源，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十分珍惜这种稀缺资源。因而，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会在省委书记发生更替时显著增加。官员更替时，为了应对审计工作难度和审计风险的增加，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以维持或建立新的政治联系，事务所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如更换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以提高审计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官员发生更替时，事务所是否会通过审计师选择来降低审计风险？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回答省委书记变更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是否因企业性质不同、制度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了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十九大报告未提及今后中国GDP翻番等目标，这意味着今后对官员的考核将不再“唯GDP论”。十九大首次提出“政治领导力”，强调党的“政治建设”，选人用人强调“政治标准”。因此，十九大后，中央将会建立针对地方官员的综合考核指标，同时考虑官员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加关注民生、环保等问题。我国官员任期制以及干部交流制度引发地方官员更替。基于官员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冲击事件，可以更加明确地考察宏观政治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同时对于我国目前的官员治理、考核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是：第一，本文利用政府官员更替这一外生事件，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为宏观政治变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拓展了宏观政治变动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第二，本文从产权、制度环境等不同视角考察了官员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扩展研究思路的同时，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环境因素。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独立审计通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鉴定，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轻代理问题，因此，审计具有公司治理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代理冲突。在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这类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其进行审计。相关的研究分别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以及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质量审计师之间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并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大股东对公司资源占用越多，公司越有可能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而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有效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资金侵占，减缓代理冲突，这说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具有一定的治理功能。国有股东不仅要创造企业价值，还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目标，如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就业等。当社会责任目标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发生冲突时，就可能会出现国有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现象。因此，国有企业可能更不愿意聘请高质量审计师进行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更有可能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具有“地缘偏好”性。企业选择四大审计师的可能性会随着国有股权的减少而增加，随着外资股权的提高而增加，而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也能帮助企业有效吸引外资。国际化的董事具有较强的监督意愿和治理能力，董事会国际化与高质量审计显著正相关，且外籍独立董事的影响更大，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更有可能聘请大型事务所。还有很多文献研究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审计师，选择“四大”的可能性低；而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是一种政治资源，提升了企业的审计需求，更倾向于选择大所。实际控制人变更会对审计师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发现企业发生控制人变更会导致事务所也发生变更，并且当实际控制人性质由非国有控制人性质变更为国有控制人性质时，企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会倾向于由高质量事务所变更为低质量所。上述文献鲜有涉及政治环境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省级官员更替的视角，考察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