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如同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病毒”，不仅直接严重破坏党的形象，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强调：“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事实上，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权力使用的审计与监督，既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大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为了抑制和杜绝政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与行为，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与其他反腐败机制相比，政府审计（又称国家审计①）在信息权力、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因此，在我国建立腐败预防和惩治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发挥政府审计监督的主导和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国家）审计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审计长刘家义指出政府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 政府审计不仅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从不同视角对政府审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至少还有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分析：第一，市场经济改革对我国政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有何影响？第二，在审计全覆盖情况下，我国政府审计的重点和力度如何确定？第三，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下海后的预期收入对其公共权力使用行为是否具有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近年来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基本现实，综合利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深入剖析薪酬待遇、离职后预期收益、审计监督和惩罚力度对我国政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影响机理，然后从成本—收益视角探讨我国审计监督最优力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通过将薪酬、寻租收入、离职后的预期收益、审计与惩罚力度等众多因素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内，揭示了这些外在因素影响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行为的机理，揭示了薪酬待遇、审计监督与惩罚力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新时期我国提出国家审计全覆盖，但是关于我国政府审计监督的最优力度问题，国内外鲜有文献深入论及，本文的研究以期能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二、文献综述 相对于企业审计，政府审计属于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比较有限。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二是政府审计对政府公职人员责任履行和公共权力使用行为的影响。前者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后者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 关于政府审计如何服务国家治理的问题，前审计长刘家义的系列文献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等“免疫”功能，推动促进政府的透明、法制、公平、公正，从而改善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主要发挥批判性和建设性两种作用，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从制度供给视角来看，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权力制衡和实施等也离不开国家审计。国家审计监督在控制国家金融系统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审计通过信息权力和信息的专业性来降低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风险。另外，国家审计在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防范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等方面都具有关键性作用。 少数学者实证考察了政府审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郑石桥等构建了国家审计批判性指数、国家审计建设性指数等四个指数，并利用2007～2008年的有关数据对中国各个省市的国家审计治理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吴秋生和上官泽明基于81个不同审计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民主程度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在政府效能、法治水平和财政预算透明度方面也有显著的正作用。宋达等根据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数据分析表明，预算执行审计诱导了预算违规，产生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审计处罚力度不够。刘雷等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具有揭示功能和抵御功能，可以显著地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安全程度。 近年来，部分学者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政府审计对政府公职人员公共权力使用的影响②。根据张维迎的定义，委托代理理论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通过制定激励机制来激励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在民主政治中，政府官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他们与公民（政府）之间存在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公共权力，就产生了腐败。唐志军和谌莹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地方官员腐败的根源，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而反腐的经费与力度有限，导致了近年来我国地方官员腐败现象的蔓延。郑石桥、刘细良等学者认为，公共权力的运行离不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出现机会主义和腐败行为。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我国政府审计制度存在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