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问题说大可至天地，如刘勰认为“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篇》)，说小可至具体的字法句法篇法。那么，什么才是文学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呢?什么又是文学的细枝末节呢?这就是历代文论的文道文术观。“文道”就是为文之根本，“文术”则是为文之细枝末节。如果要寻根溯源的话，古代文论的文道文术观与先秦诸子的“道术之辨”是一脉相承的。诸子对于天地万物的道术思辨，在问题视野和思维向度上，启示和影响了古代文论对于文道文术问题的思考。 一、诸子的道术之辨 刘勰说：“诸子以道术取资。”(《文心雕龙·才略篇》)诸子百家，以各自的“道”和“术”立论，或者是对天地之大道的探究，或者是对国策治术的呈献，是各家借以安身立命、立言立论的资本。 道家对于天地万物之“道”的探索，最富于哲学思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万物皆有道，但万物又都不是他所说的“道”。他所说的“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和“万物”之间是总一和分殊、源和流、根本和枝叶、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冯友兰认为，老子所谓的“道”即“天地万物之所以生之总原理，非具体的事物”。①“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解字·一部》)在现代数理科学观念看来，“一”比“万”要小，但在中国古人看来，“一”比“万”要大。“道”是“一”，是根本是源头，“术”是“万”，是“道”之分衍具体化，是“一”所生。 传承老子的“道”论，庄子则更进一步关注“术”与“道”的分衍关系。《庄子·天下》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常被学人提起。庄子认为，古人是很完备的，“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又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地神明、山川万物、天下百姓，都是他们关涉的内容，足见其视野之宏阔。而今人都是“一曲之士”，秉持的是“方术”是“技”，虽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不该不备”，只适应于一隅一方，视野不开阔，思想不宏通。点出其宏阔视野。当然，“一曲之士”秉持的“技”和“术”并没有与终极之“道”相脱离，正如葛兆光指出：“‘裂’并不意味着与终极之‘道’脱离而只是各得其一，‘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虽然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也可以移来作这种知识与思想分化现象的象征，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时代，人们针对着不同的环境和问题作出反映，于是有了儒、墨、道的不同思路，也有了各种数术方技家的不同技术，还有了各种实际执掌政权者的不同策略，而各种‘传’、‘论’、‘撰’甚至是‘抄’的著述，在那个共同的知识源头中各自刺取若干，就仿佛息壤一样繁衍出种种著作，演成了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②庄子说各家都是“术”论，相对而言，道家更多地探究“道”，钱锺书就说：“《列子》与《文子》、《老子》、《庄子》皆道家之言道而不言术者。”③ 儒家也讲“道”，《周逸书》就谈到“天道”、“地道”、“人道”。《周逸书·武顺解》：“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④《周逸书·武顺解》：“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⑤孔子更是多次提及他的“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父之道”、“先王之道”。(《论语·学而》)孔子忧虑的是“天下之无道也久矣。”(《论语·八佾》)“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又如“宁夫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有道”，指政治清明，“无道”指政治黑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孟子主张善养“浩然正气”，其“气”“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朱熹解此“道”为“天理之自然”⑥，即人间正义之道。儒家的“道”更多地是天理在人间的自然正义，即人道，也即人伦道常，这是做人的根本大道，为此，为君有君道，为父有父道。孔子所说的人道无非是“仁”、“义”、“礼”、“智”、“信”等几个方面。相对于道家所说的天地万物本体之“道”而言，儒家的“道”面向现实人间。 如果说儒、道两家所说的“道”是一种普遍意义的理念，那么，墨家、法家、兵家等所说的“道”则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和策略，属于“术”的层面。如墨家主张亲士、修身、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等，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方略，是“术”的层面。管子对于抽象的“道”有一定的体认：“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管子·形势篇》)“道”无所不在，也无所不施，是为“一”，同时，“道”的具体运用又千差万别，是为“异”。管子虽然谈的是“道”，但其落脚点更是在谈“道之用”也即“术”。如管子讲“七法”，其中就有“心术”一目，一部《管子》单从篇目就知其内容大概，如“牧民”“权修”“立政”云云，其内容无非是讲权术、政术、驭民之术，正如《管子》校注者黎翔凤所说：“《管子》树义有五：曰政治，曰法令，曰经济，曰军事，曰文化。”⑦鬼谷子也是如此：“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鬼谷子·捭阖》)⑧显然，他所谓的“道”其实也是讲治理天下之“术”。法家之后起韩非子对于“道”也有一定认识：“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韩非子·解老篇》)又有所谓“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是治国安民的政治权术，而所谓“危道”，是乱国扰民的，也是属于“术”的范畴。韩非子又主张“守道”，这个“道”实质上也是属于“术”：“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他也强调“术”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认为“主之所用也七术”(《韩非子·内储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