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广义上指的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狭义是指西方的20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也是本文关注的话题。西方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五花八门，立场与价值取向多元。但就文化领域而言，西方理论在中国产生最多影响的，是具有左翼倾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各种“后学”，即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中国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思想理论，本来就是传承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前苏联的文艺思想。中国从五四以来到延安、到1949年建国以来的文化思想，这些强大的近现代的本土传统跟近期来自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理论相遇后，发生的碰撞、变异、转化，值得我们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或曰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也就是本文的主旨。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或命运。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此外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回顾中国三十多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似可发现“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个特征。这跟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完全吻合，并且高度一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来推动中国前进的。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 为什么要从詹姆逊开始?两个原因。一是詹姆逊也许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指狭义的文艺理论)，笔者以至于生造了“詹姆逊主义”(Jamesonism)一词来描述他的中国命运。二是因为詹姆逊理论的特点是综合与兼容并包，几乎所有西方理论的流派都可以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位置。接下来写文章系列的之二、之三，就大致上可以厘清基本方向。用詹姆逊的话来讲，他的理论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西方理论的“认知测绘图”。但詹姆逊的体系庞大芜杂，他的语言风格在英文写作中独树一帜，晦涩难解，几乎不可译(反讽的是，除了跟詹式语言风格相差极大的中文，他的各种语言的译文并不多。詹姆逊翻译的问题，下文还会提起)。所以本文不敢太多奢求，惟有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本文首先需要回顾西方理论近四十年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并与西方理论在西方(欧美)的兴盛、在西方的现状与问题做一对照。虽基本都是老生常谈，鄙之无甚高论，却可为下面的个案分析做铺垫。案例分析部分，本文把詹姆逊和詹姆逊主义做了一个划分。第一部分主要议论一下詹姆逊的美国学术背景及其接受与影响，第二部分解读中国詹姆逊主义的形成。本文的目的不是做全面的文献综述，而是就笔者观察到的两部分的关联与不关联，美国的詹姆逊与中国的詹姆逊(主义)的异同，做一不无片面、甚而偏见甚多的评述。希望这一评述能进而引发关于西方理论中国之命运的大话题的思索，或许对中国的学界同仁们提供些参考。 一、西方理论与中国 “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 1978年初高校恢复招生与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人文社科的思想解放新阶段，显露了“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个特征。如果说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改革开放30年时间内，中国学术基本上自成一体，自说自话(当然，那段时间中国跟前苏联的学术体系还是有着重要的联系的)，那么最近这三十几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其首要特点就是开放的、国际化的导向。没有学术的开放也就没有学术的改革，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先开放、后改革的顺序。虽然我们约定俗成地称“改革开放”，但从开放到改革的历史的轨迹却不可忘却。尤其要强调的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人文学界成为社会思潮的中心。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中年学者与北岛、陈丹青、甘阳、刘小枫等一批青年作家、艺术家与学者在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等领域内开始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讨论，很快就演变成全社会热烈关注的文化反思、文化热。从历史上看，堪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媲美。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意气风发，以新启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人自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引领风潮的群体。 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想最为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这一阶段造就了一大批中国人文学者，多数是1977年底恢复高考之后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经历过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工厂劳动，受到60年代激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熏陶，也是最热衷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一代人。这代文科大学生既有强烈激进政治意识形态遗产，又热情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他们标榜“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但实际作为无不透露着极为强烈的政治雄心，更多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的倾向，可以说是当时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这一群体最为鲜明地展现了八十年代的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基本路径。许多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尚未崭露头角的人文社科学者，其中不乏花费大力气攻读英文原著，直接接触第一手的西方理论专著和论文。他们许多加入了西方专著的翻译大军，其中更有不少人一边翻译，一边写作，采用了新式的夹叙夹议手法，即夹译夹叙又夹议的方法。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这批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脱颖而出的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大量著作，可以发现这种方法是极为普遍的。这些著作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八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改革的追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如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伦理与法制、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个人自由与人权、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平等，均由这批当年的年轻学者通过这种夹译夹叙又夹议的文风在中国大地推进，成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现状最有针对性、最富问题意识的论点。可以说，没有这批学者的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中国当代学术的基础也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