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1-0116-15 回归文学与美学，作为“理论之后”的一大趋势，已经在一定范围、规模的欧美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中引起反响与共识。在《当今的文学理论》一文中，乔纳森·卡勒指出了六种当今的理论发展趋势，最后一种便是对美学的回归。①他是当今西方理论家中最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在《文学理论入门》《怎样读文学》《怎样读诗》等多本著作中，他更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范畴提出了自己“反本质主义”的思考。②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在最新版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新加入了“后理论”的最后一章，清晰地描绘出了20世纪后半叶由于“理论”盛行，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学文本的偏离和模糊，以及意识形态、政治理论等对文学的入侵等问题，并明确地意识到在后理论时代回归文学、重提文学性的必要；塞尔登并率先在这部教材中引入了“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概念，不过，他将这一概念称为“自我标榜的新趋势”，似乎对这种“主义”的形成尚持保留态度。③不过，德国学者韦尔施指出，“美的回归”口号最早是由著名批评家希基(Dave Hickey)在1993年就提出的④，希基宣称，“美”会是今后十年中的主要话题。但是，韦尔施对这种“回归”说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论文标题The Return of Beauty?就用问号表示了疑问的态度，他认为，“美”从来没有离开过，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美的回归”，事实上只是“重新谈论关于美的话题”而已。⑤ 事实上，狭义的“新审美主义”概念出现在约翰·约京和西蒙·马尔帕斯合编的一本名为《新审美主义》的论文集中，该文集在导言部分明确提出了“新审美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并认定文化研究的“反审美”(anti-aestheticism)立场是导致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和审美焦点的原因⑥。但仅从其提倡者的知名度、支持者的覆盖面以及其论著的译介情况和产生的影响来说，目前要认定“新审美主义”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种新“思潮”或新“流派”，似乎还为时尚早。 不过，如果从广义角度来说，“新审美主义”也可理解为“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对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的某种反拨，一种寻求重新回归文学、回归审美的探索性态势。国内学界已有学者引入这一说法，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新审美主义的结合的思路是为了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的构想保持一种学术生态上的平衡，⑦此言甚是。事实上，多位曾经关注、参与甚至支持过文化研究理论的著名批评家，如乔纳森·卡勒、希利斯·米勒、伊格尔顿、詹姆逊等等，在新世纪以来也都有不少转向关注文学和审美特性的言论和迹象，他们对作为口号和理论概念的“新审美主义”也许并没有关注，更没有认同，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对于萌动中的“新审美主义”趋势起了助推甚至某种引领的作用。 本文拟以广义的“新审美主义”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欧美文学理论界在后理论时代尝试回归文学、审美的某些新思考、新趋势，透视其若干新面相、新特点。 一、对文学特质和文学性的再思考 对文学特质和文学性的再度关注和强调，是新审美主义文论的主要特点之一。这首先是对上世纪70-80年代，在“理论”成为中心的时代，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等主流思潮竭力侵蚀、排斥、吞噬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强烈抵抗和反拨。 对那个“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状况，希利斯·米勒描述道，“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如像过去马修·阿诺德认为的那样”，“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只能“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一起进行研究”，他并引用、肯定了阿兰·刘(Alan Liu)的如下观点：“文学”作为一个“范畴，在文化‘话语’‘文本性’‘信息’‘措辞机制’以及‘一般文学’的无限的平面上，已经日益失去了它的独特性”，文化研究“使文学似乎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许多相似记录中的一种——并不比日常穿衣、行路、做饭或缝衣有更多或更少的光辉”。⑧可见，在文化研究无限跨学科扩张的大潮中，文学特别是文学独特性的研究被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虽然，在文化研究开展初期，文学研究曾经借鉴、吸收、采纳文化研究的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丰富、充实了文学研究的思路、观念。但是越到后来，文学特性的研究被越来越稀释甚至吞没。难怪乔纳森·卡勒很早就质疑，从文化研究“这个大课题中，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动力和见解吗?还是文化研究吞没了文学研究，并且也破坏了文学研究呢?”⑨到2011年，卡勒更是揶揄道：“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在所谓‘理论’(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说法)的巨大冲击之下，美国和西欧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那些常常被看作是‘理论’的东西，就‘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例如它们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其方法论原则”，一大批著名“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⑩卡勒清醒地看到，在这种精神氛围下，“理论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得以生成的话语空间，就像空气一样，即使我们总是在呼吸时忘记其存在”。(11)于是，如米勒所说，文化研究包括新历史主义等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文学和文学性本身，而是“对文化制品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有某种兴趣。它们倾向于认为这种语境是说明性的或决定性的”。(12)就是说，文学研究注意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文学以外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历史语境上了。韦尔施也一针见血地批评道：“当代我们习惯于去认为一切都在文化语境之中。我们开始相信一切经验、创造和认知都是被文化背景决定，因此也受限于它。这似乎已变成至高真理。这一切事实上成为了统治当代人类科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对主义、语境主义和文化主义。”(13)上述这样一个“转型”造成的结果是，文化研究理论的极度膨胀和文学研究的过度萎缩。到头来它终究会走向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