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1-0170-09 文学阐释适度问题从历史上就有讨论。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就曾经涉及文学阐释的适度问题：当时，伊安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个诵诗者，苏格拉底曾经问伊安：“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说这两位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引者注)说到占卜的话，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谁解说的比较好呢?”伊安回答道：“占卜家会解说的比较好。”苏格拉底接下来又问道：“若是你就是一个占卜家，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你也会对他们都一样能解说吧?”“伊安回答说：“那当然。”①这说明，苏格拉底已经明确提出，在解说诗人的作品时，存在着解说得好和解说得不好的问题，当占卜家来解说荷马和赫西俄德说到占卜的话时，就比伊安解说得好。这“解说得好”和“解说得不好”实际上也就是阐释得适度与失度。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而且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 一、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和阐释者密切相关。西方文学理论中对于读者(阐释者)的真正关注是从现代开始的，其中接受美学的沃尔夫冈·伊瑟尔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坦利·费什还提出了“隐含的读者”和“理想的读者”问题。所说的“隐含的读者”指本文自身设定的能够把文本提供的可能性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理想的读者”具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又有较多阅读的经验和文学能力。②“隐含的读者”和“理想的读者”都属于最合格的阐释主体。 与西方古代对读者(阐释者)关注较少不同，中国古代对读者(阐释者)的关注则较多。中国古代对读者(阐释者)的关注是和人的等级观念密切关联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上人”、“中人”、“下人”之别。这不同的人，其理解力也有很大的差异。《论语·雍也》中就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孔子看来，“中人”以上的，可以对其讲大道理，而“中人”以下的则不可以。《老子·四十一章》中则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说明，老子认为，“上士”、“中士”与“下士”对“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上士”能真正认识和理解“道”，并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中士”则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道”，对“道”将信将疑，而“下士”则完全不认识和理解高深的“道”，听见他人谈论“道”反而会大笑，“下士”的大笑，正显示出“道”的高深，所以，老子才说，“下士”如果“不笑，不足以为道”。《庄子·天地》中则把人分成“愚者”和“惑者”：“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知道自己愚昧的人，并不是最大的愚昧；知道自己迷惑的人，并不是最大的迷惑。最迷惑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醒悟；最愚昧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知其愚者”和“知其惑者”，就相当于孔子的“中人”和老子的“中士”，而“终身不解”和“终身不灵”的大惑者和大愚者，就相当于孔子的“下人”和老子的“下士”。 当孔子、老子、庄子所说的“上人”、“中人”、“下人”，“上士”、“中士”、“下士”和“愚者”和“惑者”进入到文学阅读过程中时，也会对所阅读的作品表达自己的理解，成了文学的阐释者。与在日常认识活动中一样，从认知能力上讲，这其中的“上人”、“中人”、“上士”、“中士”因其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对文本的阐释还可能较少误读，而“下人”、“下士”其认知能力较弱，对文本的理解就可能误读或失度。因为在文学阐释活动中，读者的只有具备相当作者的认知能力，才能准确理解作品的内涵，正如曹植所说：“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③，也如金圣叹所说的：“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④这种读者鉴赏力的缺乏，就无法“深识鉴奥”，对阳春白雪这种高雅艺术“曲高和寡”，而下里巴人之类的通俗艺术则大行其道，正如《庄子·天地》中所说：“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从而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深废浅售”的情况，这种因“学问”、“识见”不足导致的认知“迷谬”而失“正”，“谓‘山’为‘洼沼’，谓‘海’为‘冈阜’”，⑤更可能“颠倒好丑”，“以皂为白，以羽为角，以苦为甘，以臭为香”。⑥“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⑦。因此，从认知能力角度讲，只有作为“上人”、“中人”、“上士”、“中士”，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阐释者，而“下人”、“下士”的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阐释者。 那么，是不是具备了一定鉴赏力的上人、上士，中人、中士，其阐释就不会出现失度呢，这也不一定。因为按照《论语·子罕》里所说，人身上都可能有四种毛病：“意”、“必”、“固”、“我”，也就是说，人都有“臆测心”、“期必心”、“固执心”、“自我心”。⑧这四种毛病并不是只有下士、下人身上才有，而是所有人都可能共同具有的，即使品行高洁的上人、上士，中人、中士也不可避免，所以孔子提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当人以“臆测心”、“期必心”、“固执心”、“自我心”来认识的事物，就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和失度，出现古人所批评的“性有所偏”⑨、“爱同憎异”⑩、“阿私所好”(11)，即以个人的主观爱好作为评价尺度，“以所见而执所见”，“必以所见而病所见”(12)；“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13)”；“会己则嗟风，异我则沮弃”(14)。这种带有个人好恶爱憎的阐释也多半是失度的：“喜清幽者，则绌痛快淋漓之作为激愤、为叫嚣；喜苍劲者，必恶宛转悠扬之音为纤巧、为卑靡。”(15)基至“执其所好而与众反”(16)。“照乘之珠，或疑之于鱼目，淫哇之音，或比之以黄钟，虽十百其喙，莫能与之辨；”(17)不但如此，还会造成了“颠倒好丑”，“文之美恶……随其所好以为是非”(18)，“执一隅之解，拟万端之变，东向而望，不见西墙”；(19)结果也同样造成阐释的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