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哈姆雷特:回到“以意逆志”上来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建平,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广东深圳 51806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界都熟悉一句话,在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说明了文学作品意义的复杂性。然而,这里面还有一个“你选哪一个哈姆雷特”的问题。有关文学意义的作者中心主义,在欧洲是19世纪形成的。20世纪对作者中心主义的批判,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职业化有关。从文本中心,到读者中心,文学批评的理论几经变化,然而,所有这些理论都具有一种使批评家与作者和普通读者区分开来的理论追求。批评家与作者和普通读者,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关于文学作品意义的理论,还是要回到常识的立场上来。从作者的意图,到文本的意义,再到读者的意味,具有相关性和连续性。文学本质上仍是一种意义和情感的传达活动,中国古人的“以意逆志”的阅读,试图与作者的意图相沟通,或者说,在心中有作者在场的情况下,对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选择,仍应是文学阅读的基本要求。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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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1-0131-09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在中国流传很广。说这句话,似乎意味着哈姆雷特的形象是读者所赋予的,是多种多样不确定的。这种说法,掩盖了许多事实。确实,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哈姆雷特来,但这不等于说,哈姆雷特的形象可以任意确定。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一个高于读者的高度,将“读者”作为一个类来进行客观考察,发现这类人对哈姆雷特这个戏剧人物在理解上各有不同。如果从单个读者的角度看,这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他眼中所看到的哈姆雷特,是唯一的、真正的哈姆雷特,而其他人则是对哈姆雷特有这种或那种的误解。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就论证了这种主观的普遍性。美的事物在不同人的眼光中是不同的,但这不能证明美就是相对的,对象的美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对于康德来说,有着一种主观上要求的普遍性。

       一、作者中心的形成及其困惑

       在阅读中思考作者的本意,原本是一个很古老的观点。《孟子·万章上》有这样的说法:“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说,在评论诗时,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泥于词句而误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读者要有一种迎接和接纳作者的意愿,或者说,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是一种有着久远传统、也长期为人们所接受和习惯的观点。

       随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欧洲18世纪现代艺术观念的形成后,研究者将诗人与绘画和雕塑、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家归为一类,称之为“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而将实用的生活用品制造业归为另一类。由此,当时的理论研究者致力于全面区分艺术与工艺,将艺术看成是一个与工艺、手工和工业制作,与现实生活各种实用性的活动和生产完全不同的活动及其产物,强调艺术家的个性、趣味、天才和独创,并以此与工艺区分来开,从而使作者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研究中的这种倾向,在19世纪得到了强化和发展。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将文学和艺术看成是作家和艺术家天才的表现。这种天才,特指一种神秘的原创力。艺术品是花,诗人和艺术家心理的无意识是土壤,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就像种子,播入土壤中不知不觉地就生长出花朵来。凡俗的现实生活,进入到诗人和艺术家的心灵之中就成为美好的诗篇和艺术品,而其他人却做不到。这就证明,诗人和艺术家都是天才。这样一来,要研究文学,首先就要研究文学家;要研究艺术,首先就要研究艺术家。

       19世纪的现实主义,又给文学增添了一个维度,这就是“世界”。现实主义的理想,是要以生活的原来样子来反映生活。而在19世纪,特别是在一些作家那里,萌生了书写现代史诗的欲望。他们以一部或多部长篇小说,描写一个时代的画卷,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各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抗争、无奈和宿命。现实的世界,是作家所要如实描写的对象。于是,“世界”这个维度就凸显出来,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摆在20世纪文学理论前面的,是这样的既成事实,即浪漫主义所带来的对作者的创作个性的重视,和现实主义带来的对“世界”的重视。

       如果说,艾伯拉姆斯将文学的因素分成“世界”(universe)、“艺术家”(artist)、“作品”(work)和“观众”(audience)这四要素的话,他没有能指出的是,这四要素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走上文学理论研究的前台的。①在19世纪,研究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作者和世界这两者。

       这种研究在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许多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都集中在曹雪芹身上,以致将红学转化为曹学。研究者考证曹雪芹的身世,研究他的家谱。由于他在世时并不有名,留下的记载不多,于是研究者四处搜罗,穷尽可能地线索,分析再加推论,力图还原他的传记材料。后来,中国出现了新红学,将小说还原成历史的解读,将《红楼梦》这本书看成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这就将文学与“世界”联系了起来。

       再如,关于鲁迅的研究,也有这种情况,使关于鲁迅作品的文学研究变成了鲁学研究。专家们研究鲁迅的家庭,书写他的家族故事,他幼年的生活经历,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遭遇,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等等。研究者也联系“世界”来研究。既研究大世界,从世纪初到20至3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也研究小世界,鲁迅所生活的环境,他笔下人物原型的故事。周作人写过一本书:《鲁迅小说里的人物》②。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了解鲁迅的家乡和童年,可以说出鲁迅笔下的人物,原来是以谁作为原型加工而成的。例如,阿Q是谁,祥林嫂是谁,等等。这既是“作者”研究,也是“世界”的研究,属于作者的小世界。鲁迅的世界,既包括绍兴的那个小世界,也包括当时的中国这个大世界,研究鲁迅,不仅要从鲁迅的身世,也要从这两个世界着手。

       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普遍存在。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有名,只是一位专为剧院写剧本的写手而已。关于他的传记性材料,是后人整理出来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从而逐步厘清了莎士比亚生平的一些史实。同时,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呈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从宫廷到民间,使各个阶层的人的爱恨情仇都得到了生动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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