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8)01-0154-08 儒家的起源早于墨家，墨家在发轫时以儒家为师，在声誉日隆时走向儒家的对立面而成为其思想对手。依据墨家师出于儒而反儒的发展逻辑，墨家典籍中出现的主要命题一般可在儒家处找到反命题。“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承继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墨子最初也是习诗、书、礼、乐的，但后来竟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1]30这种对礼乐传统是创造性继承还是激烈批判的不同态度，波及儒墨对教育的理解和设计皆有不同，两家对教育的本质规定产生了认识差异，最深层次的根由是对人的理解判然有别。在人的文化生活、伦理追求、人生信仰和对待差异的立场上，儒墨做出了不同的判定。现代人仍然无法完全脱离古代人身处的生存境遇，现代教育仍需直面人对生存境遇的诸多逼问而要做出合宜的解答。重温儒墨争议的主题，反观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及考察现代教育的发展路向，会获得来自中华古典教育智慧的启明。 一、儒墨教育哲学的争论 墨子自陈非儒而不反孔，他在和儒家弟子程子辩论时称引孔子的话作为证据。程子对他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颇为惊异，遂问他：“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2]438墨子在此表达了本质主义的知识信念：只要真理是客观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孔子的言论被判定为真，称引亦是自然之事。可并未因其称引孔子之言，即和儒家产生价值共识和行动一致。在忠于真理的基础上，本着对礼乐文化“述而作”的开拓创新精神，墨家试图解构和重建当时的文化习俗。“儒墨之争发生在中国的‘轴心时代’，比起诸子间的其他论辩来，它更切近地影响到一种关涉民族人文终极价值取向的抉择。”[3]在“道术为天下裂”的中国轴心时代，儒墨在民族的终极人文关怀上形成了对立的互补结构。其共同目的是在礼乐文化的行将断裂处寻求重新弥合的可能，为将要失去行进方向的传统文化确立新的发展方向。 (一)文化生活：礼乐抑或非礼乐 儒家崇仰礼乐的文化生活，通过施行礼乐教化，以礼作为规范外在行为的仪轨，以乐作为感化内在生命的动力，以此培养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继而上升到仁道的至高境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18中和人格顺服仁道的感召，礼乐的文化生活塑造了指向不同层面的品格内涵：自我修身的克己无忧、孝悌忠恕，恩待他人的爱人立人、博施于民，公共生活的居处恭、执事敬等。仁的多重涵义让它既是人格品质的价值内容，又是修养身性的指导方法，诉诸礼乐可形成恭敬、宽容和仁爱等众多美好善德。仁内隐而礼乐外显，“人们在举行礼仪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按规定的程式去机械地演示礼，而且要对礼仪形式本身进行欣赏，产生愉悦的内心感受”[5]123。行为谦恭、交往得体、忠诚于职守及谨慎地使用语言，皆符合儒家的礼乐范畴及审美体验。优雅的行为举止、张弛有度的言辞和待人接物的卑亢有节显示了仁人君子的儒雅之风。这不仅是供人观看的仪式，更是表达个人品性修养与家国尊严的文化符号。 墨家立场鲜明地反对礼乐，以“非礼乐”的观点名噪一时。拘泥于外化形式和实用思维，墨家把以礼乐为生的儒者看成是损害社会利益的迂腐寄生体，把儒家形上的礼乐之“道”降格为无用之“器”，并指责它是劳民伤财、与民争利的不祥之物。继而谴责它荒废了贵族治理社会的时间，又使平民没有时间投入劳动生产，这违背了墨家“兴天下之利”的最高原则。基于维护平民利益和弘扬平民文化的立场，墨家旗帜鲜明地主张“礼乐，非也”，力图把当时已呈现出衰颓迹象的为贵族阶层所享有的礼乐文化推倒重来，这赢取了那些处于贵族对立面的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墨家的私学教育在短期内得以大力扩张。墨家以“非礼乐”的名义取消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权利，把精神生活的需求降低，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和增强生产劳动，使财富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共享，以此救治物质贫乏和分配不公之弊。“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6]147为实现天下公利而遏制个人私利，墨家只好动用各种神圣及世俗的力量，包括利用上天的威严、权力的惩治和舆论的约束来对人的言行思想加以规训。同时奋力教导人兼爱、交利，这近乎是墨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己所欲，施于人”的道德金律使人走向行善，却丧失了主体的意志自由。墨家虽身体力行地展示其精神之可贵，庄子却批评它“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7]571。 儒墨的礼乐和非礼乐之争，既关涉个体意义的文化生活方式，还整体关联着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化道路选择及发展走向。儒家礼乐文化对社会分配正义的构想是，保存生产发展和文化创造的既有成就，保留政治精英及文艺创作者的权利空间，这是它在历史上长期被看作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因。至于平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利益诉求，通过孔子“仁者，爱人”的仁德政治，以及孟子发展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及伦理，足以得到合理解决。“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具有超越具体时代和制度的价值。”[8]儒家用礼乐文化来维护阶层的边界与社会和谐，用民本思想来制衡可能失控的君权，凸显了文化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担当。 这种社会担当精神也体现在非礼乐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方案中。墨家一是把自身信奉的理想的道德严肃主义拓展为普遍的伦理实践，二是扩大社会生产并倾向于让社会处境不利者来分享物质财富，这样把人人为我的私有状态转化为我为人人的无私利他。这种严整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秦朝建立后高度收拢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宏观背景下，难以获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可每当中华民族处于朝代更迭的历史转型时期，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权力平等主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道德理想主义、以“非礼乐”为基调来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则应时重生，为社会的重新整合和文化的再度适应提供精神动力。当墨家完成了协助朝代更迭和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后，儒家则再次复兴以发挥稳定人心秩序的治世功用，促使社会再次按照伦常规则稳定地运转。这使“礼乐”和“非礼乐”交错成互补型结构，在中华民族历史深层的文化运动中此消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