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二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  

作 者:
罗敏 

作者简介:
罗敏(1972-),女,湖南浏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华民国政治史、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的缔造。为了消除美、英西方强国对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防范心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极力主张由中美联合扶助战后越南独立,希望利用美、英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处理问题上的矛盾,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抗衡英国的干涉。战争后期,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和法国国际地位逐渐提升的不利国际形势下,蒋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法,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通过积极改善中、法关系,切实保证中国在越南的现实利益。受制于战后国际局势的逆转和中、越两国内部政治局势的恶化,蒋介石主要从道义上声援越南民族运动,无力提供实际物质方面的援助。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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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7)10-0092-10

      越南在地理上与中国粤、桂、滇三省接壤,历史上曾为中国的藩属国,直至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才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由于特殊的地缘与历史关系,越南独立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息息相关。①蒋介石早在1923年率领“孙逸仙赴俄考察代表团”访苏期间,便与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相识。10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称:“晚阮爱国君来谈,乃一安南之志士也。”②阮爱国是胡志明在苏联从事革命运动时的化名。国民党改组后,1924年底,胡志明也从莫斯科赶抵广州,创办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于1930年2月改为越南共产党。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公开标举反帝主张,提出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也是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的圣地。1924年八九月间,当时在广州的越南革命党领袖潘佩珠决定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其组织章程大抵仿效中国国民党而“斟酌增损之”。③从1925年到1927年,共有近三百名越南青年来到被誉为“我们亚洲联邦共和国的将来首府”的广东。④其中大部分青年参加了由胡志明开办的“政治特别训练班”。训练班主要吸收在广州的越南青年,经过六个月的短期培训,派回越南从事革命活动。这批革命青年成为日后越南独立运动的主力。

      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受对法关系的制约,蒋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公开援助。1940年9月,法越当局允许日军进入越南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由秘密转为公开。1942年10月,在张发奎总司令领导的第四战区政治部的组织与协调下,联合在华活动的越南国民党、复国军、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等越南革命团体,改组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越南划归为蒋介石所统率的中国战区管辖。蒋介石作为亚洲大国的领袖,积极支持战后亚洲弱小民族的独立。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主张战后由中美联合扶助越南独立。然而至战争后期,蒋对越政策发生逆转,由扶植越南独立转而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

      目前学界已有研究主要运用美国方面的原始档案资料,深入揭示了美国因素对中国处理战后越南问题的关键性影响。⑥本文主要依据原始档案资料,试图还原作为战时中国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是如何根据战时的国际局势、越南内部形势以及中国国内政局的演变而不断调整其战后对越政策的;并通过蒋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构想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来透视作为战时大国的中国在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与地位。

      二、中美联合扶助越南独立设想的提出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独立抵抗日本侵略的被动局面,使中国成为美、英等西方大国在亚洲的同盟者。1942年1月2日,蒋介石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允任“联合国现在与将来在中国战区以及越南、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可能达到区域一切军队最高统帅之责”。⑦与此同时,中国还以世界四强之一的身份领衔签署二十六国反侵略共同宣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亚洲大国地位的确立,蒋介石开始以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的缔造。

      美、英虽然出于亚洲对日作战的需要,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但其重欧轻亚、先德后日的基本战略思想并未改变。作为弱国的政治领袖,蒋介石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⑧为了改变美、英重欧轻亚的传统思维定式,1942年1月7日,蒋以中国战区统帅的身份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强调亚洲殖民地的民族思想与社会现状对战争进程的重要性,希望由美国出面劝告英国、荷兰改变旧日对殖民地态度,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诉诸欧美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⑨1月14日,蒋又告诫英美改善对亚洲殖民属地的态度,称:“其在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⑩

      为了确保战后亚洲反殖民主义目标的实现,蒋开始思考提出“太平洋大宪章”,也即“凡亚洲各民族应予独立平等之宣言”。(11)1942年7月7日,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国际法专家王宠惠向蒋提出《补充大西洋宪章联合宣言》,拟增加三点:第一点强调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宗旨,“尤其是关于各侵略国武装解除及各国与各民族自决等原则,一律适用于全世界”;第二点增加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日本之领土,应以其一八九四年发动侵略政策以前之范围为准”;第三点增加种族平等原则,主张“各民族及各种族一律平等,为世界和平与进化之要素”。(12)

      蒋介石主张亚洲民族独立的积极姿态招致其西方盟友的防范与疑忌。1942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时,特意提醒蒋注意美国政府内部有人反对罗斯福总统支持中国的政策,因为有一部分美国人怀疑“战后之中国将为军阀主义而排除白种人之国家”。居里向蒋建议:“中国欲消除美国此种心理,最妥办法,应逐渐向民主主义推进,勿作排外之表示,应用‘中国为亚洲之领导’等字句,尤应小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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