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这一时期的战争，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为中国赢得了大国的地位；既是南京国民政府成就“黄金时代”的特殊底色，也是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时代背景。在战争和革命这两个宏大主题下，普通民众的生活因为抗战呈现怎样的面相是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民众的声音一直是很微弱的。然而，当他们打官司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却异乎寻常地清晰，他们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也不无展露，这正是诸多学者关注乡村社会法秩序的原因之一。既往研究中，精于法制史、经济史等专业的学者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很好地体现了学科意识的淡化和问题意识的一致性。但在研究进路上，终究因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偏重。 以往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多采用文献整理和社会调查的方法，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考察鄂西南土家族文化风习的演变、社会结构的变迁、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①。本文拟以民事档案为主要文献，考察抗战后方的鄂西南，在法律规范下形成的关于财产的占有、所有、流转等财产分配和流动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 一、抗战后方的鄂西南 鄂西南“东接荆襄，西连巴蜀，近瞰三峡，远控夜郎”[1]，地当中原和大西南要冲，进可以入中原逐鹿，退可以守十万大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多山地，惯称“八山半水分半田”。地形复杂，有“见山不走山”的丘原，也有“两山咫尺行半天”的深谷。民国三年（1913年）梓行的《咸丰县志》在序中说道：“施南疆域，扼楚蜀之腹心，当陕黔之冲要，何以多历年所，风气自为。致令有国家者，羁縻视之，等于荒檄蛮苗之壤也。”[2]统治这里达16代之久的土司王之所以能够建立国中之国，恐怕与这里独特的地理形势不无关系。 民国时期，鄂西南先后隶属湖北省荆南道、荆宜道、施鹤道、鄂西行政区，第七行政督察区（初称第十区），下辖恩施、巴东、建始、利川、宣恩、来凤、鹤峰、咸丰等8个县市，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的聚居区。鄂西南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使它在抗战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尤其是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后，鄂西南拱卫战时陪都的战略地位突显。这一时期，鄂西南地处东部日本占领区和大西南国统区的交界地带，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屏障。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鄂西南成为湖北省临时省会和拱卫战时首都的重镇。1938年10月1日，湖北省政府迁往恩施。1940年元旦蒋介石照例发表元旦讲话，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要人一同在《大公报》上发声，表达各战区对于抗战的责任和决心，其中就包括湖北省省长陈诚 [3]，这从侧面反映了湖北省尤其是鄂西南的战略地位。1940年秋，宜昌沦陷，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其下属机构先后迁恩施。1941年，各县政府设司法处，由军法承审员办理军法案件，宜昌地方法院迁至巴东，七区专署和湖北省高等法院迁往宣恩小关。1944年6月，湖北省政府以咸丰为川鄂要道，令七区专署迁驻咸丰县城。1949年6月，因战局所迫，湖北省政府再次迁到鄂西南。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历史上，鄂西南在最后十年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改土归流之前的鄂西南是天高皇帝远，那么，当鄂西南成了湖北省临时省会和拱卫战时首都的重镇后，它所受的中央和地方管制则大大地加强了。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鄂西南成为流民的聚集地之一。当地与外地旅寓农商之间的摩擦增多，这一点在案卷中或多或少地可以证明。此外，由于国民政府在鄂西南不断抓丁拉夫，强征税粮，使得百姓的生活极其艰难。老幼无所养者和夫婿久征未归、妻子请求他适者相当普遍。当然，法院的近便，也使某些由于路途遥远而告不起状的人增加了告状的机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鄂西南的司法档案中，保存最完整、最丰富的部分，便是抗战前后遗留下来的一批。 战争年代，物价飞涨。1940年，国民政府实行物价差别政策。到1945年，“粮价比战前增长四百倍。……一般消费品价格比战前涨到六百倍，即生产经营此等消费品之工商人等，其收入增加六百倍。公务人员的收入，或许也增加了十来倍。”[4]从中获取利益的多为地主商人，而农民的购买力持续下降，处境反倒更加恶化了[5]。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就此发表社评：“政府自二十九年实行征实政策后，征实征购的数额由五千万石增至今年的一亿石。去年起，征购且完全改为征借，农民的负担年年加重。但这种正当的负担，他们还受得了；而事实上，因为层层的比额摊派和大地主粮户的剥削转嫁，往往政府征一斗，小农要负担到五斗。所以照政府的征实政策，农民应输纳的不过收益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农民实际的贡献，加上地主的纳租，差不多要占收益的三分之二。”[6]尽管2月4日是农民节，中央又特定为感功节，农民并未因此获得实际的益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为一棵树、一头骡子大打官司，而不会简单地归结为小农的狭隘性。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前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正式付诸实施并形成一套严密的规程。在整个30年代，大大小小的法令在各地的实施和运用当中，经过实践检验，多多少少地获得了修正和补充。地方关于案件的审判、终结、呈报等等已经步入正轨。到了40年代，法典几经修改、补充，每次所作的工作都会在报纸上登出，《大公报》在重庆出版期间，作为“国民的喉舌”，这一任务执行得最为充分。此外，县级以下包括乡镇公所、保甲、调节委员会等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宣讲法律条文，以保障辖区安定。 与此同时，新的职业群体——律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律师不再像清以前的“讼棍”那样，由名到实都备受鄙夷与唾弃。抗战时期，律师的角色与整个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相协调，为了胜诉，诉讼的双方即使请不起律师，也会通过咨询为自己增加胜诉的筹码。仅从这一点来看，民国时期的权力结构就与清朝有较大的不同。鄂西南的律师总体上不多，民众心目当中优秀的律师尤其少。[7]一般是有钱的人为了增加胜算时，才会将律师请上法庭。大多数人则或者请自己家族中有知识的人担任代理人，或者通过咨询获得有关法律知识自行辩护。这种情形与大城市中大律师的数目繁多和业务繁忙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