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7)-11-0064-17 中小知识青年是民国时期比较活跃的一个知识社群。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属于小资产阶级。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的作用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二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共产国际鉴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有学者指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据1923年到1924年前后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19%—20%。这就是说，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学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谋得理想职位。他们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① 这个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是游离在中国社会边缘而急于寻找政治和社会文化参与空间的政治性群体，国共两党对这个群体都加以积极争取。从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个国共两党在中小知识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的“权势转移”，受中共及其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社会想象等影响的知识青年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群体即使在绝对数量上不占据比较优势，却是一个掌握着社会文化资源且极具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也因此在中国社会公共领域里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群体。北伐前后，中小知识青年群体出现急剧分化，其中一部分沉潜到中国社会的基层甚至底层，在乡村建构起一套权力的文化网络，成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具有极大推动作用的乡村教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党在乡村的文化工作者②；另一部分人为躲避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局势，怀揣文化的梦想，汇聚到城市尤其是上海这座提供了最大的政治庇护的口岸城市，并在不久之后促进了左翼文化思潮的兴盛。无论是中共在上海的建立，还是左翼文化在上海的繁荣和传播，都证明着上海所隐含的巨大可能性与微妙的多元性。在革命的年代，左翼就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视野，意味着一种与现实中国所有霸权性力量切割的政治勇气，意味着对体制和权力永恒的批判，甚至意味着对自己内心的无情解剖和忏悔。本文即试图描述这一中小知识青年群体是如何从各地汇聚到上海。在来到上海之前，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政治、思想、情感与生活，导致他们来到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后与左翼群体相对容易发生亲和关系，换言之，是怎样的一种启蒙乃至激进的文化底色，孕育了他们“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而到了上海以后，是怎样的一些分布在这座城市的文化网络及悬浮其上的文化节点，吸纳了一个个游离在都市边缘的中小知识青年，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了安顿的可能，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向上提升的可能；他们在积极融入这座城市之心腹的同时，又是如何通过能动的努力，改变着上海左翼文化的面貌与地图，文化与政治之间形成一种怎样的互动或互伤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哪些文化资源的运用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哪些文化空间具有导向性的作用，中小知识青年在这座城市的聚散离合又是遵循着一种怎样的社会逻辑和情感逻辑。 一、到革命之路：出身、阶层与惯习 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短暂而绚烂的波澜，主要是上层知识精英在城市、大学和媒体推动的唤醒国民、监督政府的启蒙运动。后五四时期从启蒙的文化意识到革命的政治意识的转折，从个性解放的自觉到集团主义的诉求，内在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文化运动孕育乃至催生了20年代的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从新文化到国民革命之间存在一条隐秘的逻辑通道。孙中山的下述言论透露了此中消息：“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③但若从空间的视角来观察，当我们将新文化运动放置到地方社会的空间来审视，就会发现这场被成功动员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投放到地方社会的一颗颗石子，其引发的涟漪一圈圈往外推展，往下沉潜，刺激了各地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形成。无论是从城市中心散落到地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还是从出版中心发散到地方空间的新文化读物，甚至包括从20年代革命中“退出”的知识人，都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地方的近代”的文化现象④。有学者曾谈到历史变动中“时势”如风一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思想的主旋律一旦形成，就会像‘万形而无形’的风吹向各地，这时候史学工作者不能拘限于单线的因果关系来考虑思想的授受。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一股吹向四面八方的大风，它不只吹向青年，连在佛寺中读经修行的僧侣都受其歆动；譬如太虚法师便在这股大风中，既吸收又反击，努力摸索新方向。因为新文化运动批评佛、道与现实人生不发生关系，太虚乃提出‘人生佛教’。此外，他抓到几个新观念，在实际生活中胡乱应用，如在金山寺的斗争中，批评原来的方丈‘专制’，而欲‘革命’之，即是一例。有时候‘风’是以‘泰山崩而洛钟应’的方式发生作用，有时候‘风’只是开启了一个‘机’，从这个‘机’出发乃生出无限的新境。”⑤我们可以从下述这些中小知识青年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经验，来管窥“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互动是如何推动着这群人从不同空间聚集到上海这座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文化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