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7)06-0065-10 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高校领导制度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史上，还是在共和国发展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只是后来受到反右运动的影响，它最终以大批判的方式结束。今天重提这场讨论，一是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尽可能地把它的实质和问题揭示出来；二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新形势下改革完善高校领导体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大讨论的主要动因 在1957年的高校领导制度大讨论并非偶然事件，它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1956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在领导高校工作中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积累了许多严重问题。而大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共和知识分子合力推动的结果。 (一)高校内部的呼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党对学校的领导，高校知识分子本无异议。但他们对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出现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个别党员干部主观武断、盛气凌人的态度，却颇为不满。虽然他们对此一向出言谨慎，但上述问题确实存在。 一是主观主义。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各地党组织曾先后派遣了一批党员干部到高等学校担任党政领导工作。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为“半路出家”，并不熟悉高等教育。据统计，当时北京各高校，“在134位党员院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当中，过去有一半以上未受过大学教育，少数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过去他们所学的科系也多和今天的工作需要不相符”①。更有甚者，“有些党员干部对教学工作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系主任商榷，贸然决定”②；这些都给人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强烈印象。 二是宗派主义。在高校中，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为“人事制度神秘化，政策不使党外人士了解”③。还有些党员干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④。这种宗派主义的做法，让党外知识分子深为不满。 三是官僚主义。这在高校中也有严重表现。正如北师大俄文系胡明教授所指：“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问题校领导都是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⑤“主持大计的党员们”，即使犯了错误，“也由集体负责，个人脱然无累”；“偶然有人批评他个人的错误，竟以‘朕即国家’的态度，认为这就是批评党，反抗领导，反对政府，把个人和党与政府联为一气，等同起来，形式逻辑地演绎为别人的无妄之灾”⑥。这更进一步加重了高校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二)整风运动的推动。来自高校内部的呼声，最终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爆发出来。关于这场运动的发生，也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它受到了当时国内外两个重要事件的直接影响。一是国外的波匈事件。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的工人举行罢工游行，10月下旬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出现了大规模骚乱，二者均表现出反社会主义的倾向，甚至还发生了多起公开捕杀共产党人的事件。二是国内的罢工罢课事件。1956年下半年，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短缺的现象。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于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请愿事件。还有几十个城市发生了上万名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⑦。 上述紧张局势促使中共陷入了更深的思考。经过长时间考虑，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立论的基本依据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紧张局面，甚至“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只怪下面”⑧。为此，党中央于4月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⑨。 毛泽东邀请知识分子承担批评党的主要角色，以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他还作了一系列让知识分子放心的努力，比如在3月12日对宣传部门的讲话中号召“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认为“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⑩。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鼓励下，知识分子才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党的组织与倡导。在整风运动中，高校知识分子的意见，聚集在高校领导制度上，这与党的组织和引导也有密切关系。本来在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已规定了工厂、高校等基层单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党委对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负领导和监督责任。党的八大以后，这一新制度即开始在北京部分高校试行。据1956年11月北京高校党委的一份报告说，“实行党委制以来，显著地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消除了一长负责制以及以往党政关系中步调不够协调的缺陷”；但该报告也同时指出了具体工作中的两大难题：“一是领导和监督些什么？二是如何进行领导和监督？前者是党委的主要任务问题，后者是党委的工作方法问题，也就是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问题”(11)。
